海地：当握紧的代价超过松手

海地有一种仪式，比我们的历部宪法更古老，比我们的历届政府更稳定。我们不妨称之为永不休庭的审判。每一代人都要出庭，各界轮流坐上被告席和审判席，而判决永远一样：有罪的，是对方。商人指控政客，政客指控外国人，外国人指控腐败，腐败谁也不指控，因为它没有发言人。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继续做着它长久以来一直在做的事。它撑着。它不崩溃，也不站起来。它撑着。

我在之前的一篇专栏中提出，问题不在精英，而在制造精英的那台机器；在另一篇中又提出，海地并没有消亡，而是被定在原地，被一整套从这种停滞中得利的力量压在低位。这两篇文章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就是我今天要谈的问题。究竟是被谁定住的？如果能够回答，又是否就该伸手指认？扭转局面，真的是从这里开始的吗？

人们很想用一份名单来回答。私营商界。政治阶层。军火和毒品贩子。外国列强及其代理人。每一个嫌疑人都有自己的卷宗，厚厚一叠，证据翔实，有些地方足以定罪。然而，我要在这里捍卫一个会让各方检察官都不快的立场：“谁有罪”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不是因为没有人有罪，而是因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罪责是一种贬了值的货币。人人手里都有。它什么也买不到了。

人人有错，等于无人有错

我们姑且认真对待这场审判，只为说明它的局限。

对正规私营部门的起诉书人所共知。靠租金而非靠生产的经济。在基本商品进口上的支配地位。长期出钱资助政界人物，与其说出于信念，不如说是为了买保险，就像交一笔保费，以防自己站到某项决定的错误一边。一种显示性偏好：偏爱弱国家，一个不监管、该征税的地方不征税、碍事的规定不执行的国家。

对政界的起诉书也毫不留情。眼光只及一届任期，往往还更短。把公职看作战利品，而不是责任。还有一种非凡的本事：把每一场危机都变成谈判筹码。

对走私贩运网络的起诉书最简单：它们是唯一一类生意明确需要无序的行为体。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受到管控的港口，真正审案的司法，这一切都会直接让它们破产。

最后，对外国行为体的起诉书最为古老。两个世纪的干预、禁运、占领，以及披着援助外衣的监护，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不变之处：宁要表面的稳定，不要真正的变革，因为表面功夫更便宜，也更上镜。

四份卷宗，四个看似可信的罪人。而审判恰恰就在这里垮掉了。如果人人有罪，法庭就无法分出轻重；分不出轻重，就开不出药方。人们走出法庭时，带着一种正义得到伸张的感觉，却没有任何策略。这就是伸手指认的陷阱：它满足了道德上的需要，却让政治上的需要无果而终。

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值得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因为它改变了后面的全部推理。

这四个行为体并不是四个各自选择了作恶的独立意志。它们是困在同一盘棋里的四个棋手，每个人都根据别人的走法，走出最能保护自己的那一步。仔细看看吧。商人资助政客，不是出于喜好，而是因为如果竞争对手都这么做而他不做，他就会孤立无援、任人宰割。政客敲竹杠，是因为本该给他发薪水、本该监督他的那套机构，两样都没做。走私贩子生意兴隆，是因为这片国土的每一个入境点都成了一场私下交易。外国人安于现状，是因为从远处看，停滞很像稳定。

每个人都是别人行为的囚徒。谁要是第一个、独自改变做法，就会立刻吃亏，而且无法保证有人跟上。于是谁也不动。经济学家给这种局面起了一个学术名称，但不必知道这个名称，也能把握它的本质：这是一个圆圈，每只手都攥着另一只手的手腕，谁松手，谁就会跌落。这是一种低水平均衡，有失体面，却是严格意义上的均衡：一种没有人有动机率先脱离的状态。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历史以单调的残酷一再验证着它：换掉任何一个棋手，棋局照样继续。一代又一代新面孔走进这个圆圈，怀着我们愿意相信是真诚的意图。圆圈把他们消化掉了。不是这些人软弱，而是结构更强大，而结构是不会被个人履历打动的。

换一个问题

既然审判走不出任何结果，那就换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正确的问题不是“谁的过错最多”，而是“谁能以最小的代价第一个行动”。在这个紧握的圆圈里，并不是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攥着。有些人一松手，就会从高处跌落。另一些人其实已攥得精疲力竭，松开手反而对自己有利，只要他们能确定自己不是唯一松手的人。

这样转换问题，让人不自在。它等于是说，在一个陷入僵局的体系中，责任不是以过去的过错来衡量，而是以当下的回旋余地来衡量。阿蒂博尼特的农民和首都的船东是同一个圆圈的囚徒，但他们脱身的代价并不相同，而这种代价上的差异，比任何道德法庭都更能合理地分配责任。

那么，就用这把新的筛子把四个位置筛一遍。

走私贩子直接出局。在任何情景下，他都不会从改变中获益。他不是扭转局面的候选者，而是它的障碍。他的参与无从谈判：要么制伏它，要么承受它。

政客所处的位置不利，原因与德行无关：时间。他的生存以月计。我们所说的扭转，回报却要以几十年计。要求这个体系所制造、所逼迫出来的政界人物去承担一项如此长期的投资，就好比要求一个不知道明天有没有饭吃的人为养老存钱。他可以跟随一场运动。他无法发起它。

外国人有手段，却没有切肤之痛。他不住在这里，他的孩子不在这里长大，他的抉择是在别处做出的，所依循的逻辑里，海地有多少分量就算多少分量，也就是说，分量很轻。无论是长时段的历史还是近期的历史，都给出同样的教训：外部行为体可以冻结局面，可以让它恶化，有时也能让它暂时松动。但它从未改变过局面。指望由它采取主动，就是重蹈我们最古老的错误：把主权交给别人，再指望从中收获果实。

剩下第四个被告。分析正是在这里变得令人不安。

资本的悖论

海地正规私营部门集三项优势于一身，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棋手都不同时具备的。三项之中没有一项是道德品质。它们是位置的属性，而恰恰因为如此，它们才至关重要。

第一项优势是人数。或者说，是人数之少。这个国家有组织的资本，就是几十个彼此相识、彼此往来、有时相互联姻的集团，更重要的是，它们世世代代一起做生意，今后也还会继续做下去。而集体行动有一条古老的真理：群体越大，越难行动。100万个想要同一样东西的公民一事无成，因为每个人都在等邻居先动手，而谁也无法监督谁。30个在同样的董事会里碰面的家族，却可以彼此许下承诺，并核实承诺是否兑现。社会学家会说，只有处于长期关系中的小群体，才能在没有裁判的情况下组织起来。在一个没有裁判的国家，这种能力是最稀缺的资源。

第二项优势是算计。在攥着这个圆圈的所有人当中，私营部门是唯一一个下大棋比下小棋更划算的。不妨算一算。一个法治国家，能够得到执行的合同，畅通的道路，一个因家庭收入上升而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一个不再只是寄钱糊口、而是回来投资的侨民群体。在这种情景下，海地资本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它眼下的租金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但从一个不断萎缩的经济中抽取的租金，是一笔自己吞噬自己、却自以为是家产的财富。在高位情景下，走私贩子会失去一切；靠分赃为生的政客会丢掉饭碗；生产性资本则会获益。这种不对称，是这篇专栏中最重要、也最少被讨论的事实。

第三项优势是信号。在这个紧握的圆圈里，缺的几乎从来不是松手的意愿，缺的是这样一种确定性：如果我松手，别人也会跟着松手。人人都在等一个信号，而且不是随便什么信号：一个代价高昂、可以核实、足以证明发出者不是在虚张声势的信号。那么，最有说服力的信号会从哪里来？恰恰来自那个人人都怀疑从无序中得利的行为体。当头号嫌疑人明显改变了做法，每个人都会重新估量自己原以为可能的事。政治声明产生不了这种效果，这样的声明我们听得太多了。捐助方会议也不行。有组织资本的一项代价高昂的承诺，却可以。

这就是悖论所在，必须直言不讳：最方便被指控的那个行为体，也是唯一在结构上有能力发起脱身的行为体。不是因为它比别人更好，这种假设只会让人失笑；而是因为只有它同时具备人数少、长远利益和信号力量这三样东西。

真正要紧的断层线

这里有一个严肃的反驳，诚实要求我们给予它充分的重视。所谓海地私营部门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复数的私营部门，而它们之间的边界，或许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断层线，比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那条更深。

有一种资本承受着无序：它从事生产、加工、雇工，在还能出口的时候出口；对它来说，每一条被切断的道路、每一个被勒索的集装箱、每一位被绑架的管理人员，都是一笔净损失。还有一种资本需要无序：它的利润空间只因缺乏监管而存在，它的地位不是靠法律保护，而是靠法律的缺位保护。对前者来说，这个圆圈是一座监狱。对后者来说，它是生财之道。

因此，说扭转必须从私营部门开始，就是在说一件更具体、也更具冲突性的事：它必须从资本内部一场公开而自觉的分裂开始。也就是这样一个时刻：从事生产的那部分资本，不再出于圈子里的义气、习惯或恐惧，去掩护那部分抽取租金的资本。只要这两种资本主义在商会里同声说话，在掠夺面前同样沉默，信号就依然混沌，圆圈就依然紧握不放。它们公开划清界限的那一天，某种不可逆转的东西就开始了。

那一天是有代价的，淡化这一点是不诚实的。第一个行动的人会暴露在外：暴露于行政报复，也暴露于赤裸裸的报复。正因为如此，脱身不能是个人的举动。它必须是一项协定：同时进行，可以核实，在少数人之间达成。这恰恰是只有一个保持长期关系的小群体才承担得起的那种承诺。推理的环路就此自行闭合。

不会只来自一处，但也并非无处着手

那么，是否就该放弃指认？也不尽然，但必须换一种指法。指认位置，而不是个人。指认生财之道，而不是姓氏。对个人的审判，为义愤的机器添加燃料，而我们不要搞错，这台机器同时也是一台转移视线的机器：每一桩点名道姓的丑闻，都在消耗本应用于批判体系的公共精力。体系最喜欢人们审判它的代理人。这样它自己就免于受审。

扭转局面能只来自一处吗？不能。一个紧握的圆圈，不会因为一只手松开就打开，它会在那只手上重新合拢。但它不能只来自一处，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在所有地方同时开始。任何连锁反应都有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而第一块骨牌的选择不是一个公正问题，而是一个力学问题。第一块骨牌，是那块最有余地移动、也最能从其他骨牌的倒下中获益的骨牌。

对于这一论点会受到怎样的对待，我不抱任何幻想。左派会不高兴，因为它似乎替资本开脱了历史罪责，而它并没有这样做：它记下这些罪责，然后越过它们，因为罪责不是纲领。右派也会不高兴，因为它把一项责任派给了资本，而资本更愿意继续把这项责任推给国家、推给黑帮、推给国际社会，推给随便什么人，只要推得出去就行。

但在经济史上，很少有国家不是经由这样一个确切的时刻走出泥潭的：足够多的资本持有者认定，法律的保护比逃避法律的庇护更有价值。这个算计无关道德，是会计的算计。这或许是这篇专栏里唯一的好消息：我们不必等待人心的皈依，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我们需要的是，足够多算得清清楚楚的利益得出结论：无序如今的代价，已经超过了它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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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被牢牢定在原地。但紧握不放，累的不只是被握住的一方，也有握着的一方。这个时代的问题，不是谁会把拳头攥得最紧，而是哪一只手会在算清楚之后，第一个明白松开才对自己有利。

Réginald Surin，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