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测量，再定价

在本报最近刊发的一篇题为《通胀的自给自足》的文章中，我借助数据和回归分析，试图证明：海地食品通胀的月度节奏，有92%无法用经济学文献通常视为决定性因素的三个外部渠道来解释，即石油价格、世界食品价格和汇率。那篇文章在讨论政策杠杆的部分，举了两个外国的例子，用来说明可能的出路：一是南非竞争委员会（Competition Commission）在2007年至2010年间瓦解面包卡特尔；二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价格稳定研究所（Instituto de Estabilización de Precios，INESPRE），它依据1969年第526号法律设立，直接向生产者收购，再绕过中间商卖给消费者。

与经济学家Carl-Henri Prophète的一次讨论，引出了一个那篇文章本无意处理、却值得单独提出的问题。Prophète的意见简单而尖锐：无论在南非还是在多米尼加，这些机制对消费者所付零售价格的影响，都从未经过严格的影响评估。竞争委员会对面包卡特尔成员处以数亿兰特的罚款，但没有任何已发表的研究测量过，卡特尔被瓦解之后，南非消费者买到的面包是否真的便宜了。INESPRE已经存在并运作了57年，但没有任何影响评估把它对多米尼加食品零售价格的独立效果分离出来。罚款有之，稳价有之，定价有之。唯独没有测量。

这一意见促使我对学术文献和机构文献做了一次系统检索。我的发现远远超出了海地一案。发展中国家的食品价格政策存在一个结构性盲区，经济学界四十年来一直有所记录，却从未加以纠正：全世界都在干预价格，而全世界都不去核实这些干预是否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本文要探讨的，正是这个盲区，它的成因、后果，以及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

一、全世界在干预，却不测量

这一诊断并不新鲜。C. Peter Timmer在1989年由世界银行发表的一篇奠基性文章《Food Price Policy: The Rationale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中，就已把当时的状况描述为一堆临时性干预的混合：它们要同时满足农民对激励的需求、消费者对低价的需求、财政部长们施加的预算约束，以及把价格稳定当作粮食安全可见指标的强烈政治愿望。四十年后，这一诊断依然成立。

世界银行2020年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9212），以少见的坦率取名为《Price Controls: Good Intentions, Bad Outcomes》。它指出，价格管制在发展中国家远比在发达经济体普遍，而现有证据表明，这些管制往往损害增长、造成预算负担，并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力。该研究覆盖一百多个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记录了这些经济体对能源和食品价格实行管制的近乎普遍性。这篇论文引人注目之处不在结论，那是意料之中的。引人注目的，是它所梳理的各国研究系统性地缺乏影响测量。各国下令管制，却不加核实。

Christophe Gouel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2013年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NBER Working Paper 18934）中，讨论发展中国家的食品价格波动和稳定政策，并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不测量的状况会一直持续。他的论点可以浓缩为一句话，这句话概括了穷国四十年的粮食政策：政府必须让人看到它在行动，无所作为不是一个选项。在紧急情况的催逼下，又缺乏充分准备，它们便诉诸代价高昂的政策，比如普遍性食品补贴或贸易限制，而事后没有人回头核实。政治周期转向别的议题，机制因惯性而留存，效果问题再也无人过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发表的一项覆盖174个国家的调查印证了这一解读，它显示所采取措施的类型与国家的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可评估、可调整的定向现金转移，通常为发达经济体所采用；低收入国家则更多地诉诸普遍补贴和价格管制，而这些工具本质上更难评估，也更容易造成持久的扭曲。

二、印证规律的例外

在这片评估真空中，有一项研究因其严谨、也因其在地理上与海地相近而格外突出。事实上，我在《通胀的自给自足》中提到多米尼加共和国时，依据的正是这项研究。Mattias Busso和Sebastian Galiani开展的随机评估，2015年发表于《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研究对象是多米尼加的有条件现金转移项目Programa Solidaridad。多米尼加政府担心，参与该项目的零售商数量有限，使这些零售商得以抬高价格，截留一部分本应给予最贫困家庭的资源，于是与研究者合作，评估扩大授权商店网络的效果。这项实验在72个区开展，涉及400家商店，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果：在网络中增加相互竞争的商店，使基本商品价格下降了约2.6%，而对商品质量没有显著影响。

这个结果在幅度上不大，在含义上却非同小可。它以严格的因果方法（随机化）证明，在一个加勒比发展中国家，竞争确实能压低食品零售价格。反过来，它也证明，限制零售商的数量，会让这些零售商截留一部分给最贫困者的转移支付。这一机制，正是《通胀的自给自足》在另一个尺度上为海地记录下的机制：当少数行为者在没有竞争约束的情况下控制食品分销链时，上游成本的下降就传导不到下游。

这项研究迫使人们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它是该地区为数不多的同类研究之一？INESPRE自1969年起运作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南非竞争委员会十五年前就对面包卡特尔开出了创纪录的罚单。而在这两个案例中，最基本的核查，即测量干预之后消费者是否真的少付了钱，都没有做。至少，没有以可供学术界检验和复现的方式发表。

三、观察而非定价：正在兴起的范式

直接价格管制之外，还有另一种选择，而在制度能力允许的地方，它正开始成形。2024年7月，欧盟启动了一个农业食品链观察站，它的任务不是定价，而是开发方法，用以评估和监测成本结构，以及差价和增加值沿食品链的分布。这项举措的出发点，是任何经济学家都会认同的一个事实：价格信息存在于链条的两端（生产者和消费者），却在中间环节缺失，而差价恰恰是在中间环节形成的。欧盟早在2019年就通过了关于市场透明度的条例，其中明确指出，补上这些缺失的中间环节信息，尤其会让那些无法通过私人渠道获取此类数据的小经营者受益。

这里浮现的范式，与价格管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试图确定最终价格。它试图让价格的形成过程变得可见，从进口到零售，一环一环。它押的是：仅凭透明本身，就能产生竞争和监管上的压力，使直接管制变得多余，至少退居次要。一个进口商，如果公布出来的差价是其地区竞争对手的四倍，就会面临一种压力，即公众目光和制度性裁决的压力，而在沉默之中，这种压力根本无从产生。

这一范式有坚实的理论根基。斯蒂格利茨关于信息不对称的研究证明，不透明的市场在结构上就会产生次优结果，因为信息更灵通的一方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损害信息较少的一方。道格拉斯·诺斯在把制度视为交易成本削减工具的研究中表明，一项降低市场不透明度的制度安排，会同时降低所有参与者的交易成本，使市场更接近其理论上的运行状态。按照诺斯的意思，差价观察站就是一种降低信息交易成本的制度。它不取代市场。它让市场变得可读。

四、海地不需要INESPRE，海地需要的是观察站

《通胀的自给自足》已经证明，海地食品通胀的月度节奏有92%无法用标准的外部因素来解释。既然这些因素解释不了观察到的节奏，那么它必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内中间流通链条的某个环节被吸收了。但那篇文章无法更进一步，因为要确定这些差价究竟在哪里形成、被谁攫取，所需的数据在海地的公共领域里根本不存在。这里提议的观察站，正是能产生这些数据的工具。

它的任务将是明确而有边界的：逐个产品、逐月公开记录进口到岸价与消费者零售价之间的差距，并把中间各项逐一拆解。关税。港口费用。批发差价。国内物流成本。零售差价。每一项都要识别出来、加以量化、予以公布。不定价，不补贴，不发法令。只有测量、公布、透明。

有三条理由支持采用这种做法，而不是仿照多米尼加设立一个价格稳定机构。第一条是经验上的：正如前面的文献综述所示，直接价格管制从未在可比的背景下得到严格评估。第二条是制度上的。海地共和国银行（BRH，海地央行）已经拥有相当的技术能力，并能获取部分所需数据：它的银行监管权让它看得到经海地各银行办理的进口商资金流，它与海关数据也相距不远。这种获取并不全面，一部分食品进口融资是通过外国代理行开出的信用证、或通过本地银行体系之外的直接融资完成的，观察站必须与海关和地区内的银行交易对手建立衔接，以填补这一盲区。但现有基础覆盖的链条已经足够，可以先绘制一张初步的差价地图，再逐步充实。Carl-Henri Prophète曾先后领导BRH的宏观经济分析单位和经济分析部，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能力是存在的，只是从未被用于这一目的。第三条是机制上的：公布差价本身就是一种约束工具。它不强迫任何人降价。它只是让那些只靠不透明才保得住的差价，再也无法悄无声息地维持下去。

最后这一点值得展开。在一个信息流通的市场里，一个进口商以离岸价（FOB）800古德买进一袋大米，支付200古德的关税和各项费用，再以1800古德批发出去，就会留下一个看得见的800古德差价，任何潜在的竞争者、任何社论作者、任何议员都可以把它点出来加以讨论。在一个信息不流通的市场里，这笔差价是看不见的，而只要没有人生产这项数据，它就会一直看不见。观察站什么也不定。它只是照亮。而在海地食品进口这样的寡头市场上，照亮本身就已经是约束。

五、不测量，就无从约束

《通胀的自给自足》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海地的食品通胀不再来自外部，那么它是在哪里形成的？本文接着追问紧随其后的问题：这条国内链条吸收了92%的通胀节奏，却没有人能准确指出是在哪个环节、由谁吸收的，我们该如何理解其中发生的事情？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给出的答案是直接价格管制：多米尼加的INESPRE，西非的粮食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百多个国家记录到的普遍补贴。文献综述表明，这个答案是普遍的，也普遍未经评估。没有人知道它是否管用。而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人知道这一点，这本身就应当是一记警钟。

这里提出的替代方案，既更谦逊，也更有雄心。更谦逊，是因为它并不打算定价，也不打算补贴消费者。更有雄心，是因为它从信息这一根源上着手解决问题：正是价格形成链条的不透明，让差价得以在沉默中形成并维持下去。一个依托BRH的差价观察站，逐个产品、逐月公开记录到岸价与零售价之间的差距，并不能解决海地的食品通胀。但它会提供实证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未来的任何干预都无法校准、无法评估，也无法为之辩护。而且它将第一次让人看见《通胀的自给自足》只能量化、却无法定位的东西。

不测量的东西，就无从约束。而在海地，没有人测量。

参考文献：Timmer, C. P.，“Food Price Policy: The Rationale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世界银行，1989年。Gouel, C.，“Food Price Volatility and Domestic Stabilization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NBER Working Paper 18934，2013年。世界银行，“Price Controls: Good Intentions, Bad Outcomes”，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9212，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ackling the Global Food Crisis: Impact, Policy Response, and the Role of the IMF”，IMF Notes，2022年。Busso, M.、Galiani, S.，“The Causal Effect of Competition on Prices and Quality: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2015年。欧盟委员会，欧盟农业食品链观察站，2024年7月启动。关于农业食品供应链市场透明度的欧盟第2019/1746号实施条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Food Price Monitoring and Analysis（FPMA）和Global Information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GIEWS）。Stiglitz, J.，“Information and the Change in the Paradigm in Economics”，诺贝尔奖演讲，2001年。North, D.，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年。Surin, R.，《通胀的自给自足：为何海地92%的食品通胀如今已不受国际动态左右》（L’autarcie inflationniste : pourquoi 92 % de l’inflation alimentaire haïtienne échappe désormais aux dynamiques internationales），《Le Nouvelliste》，202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