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 Ansanm的第二时代

几周以来，警方在首都都会区的攻势不断加强。Viv Ansanm（克里奥尔语，意为“共同生活”）长期盘踞的阵地被夺回，一些大学院系不久前被收复，打击行动日益频繁。交火并未停止，远处仍能听到枪声，没有哪个地区完全恢复正常，但进展是实实在在的。然而，在同一时期，这个联盟在首都地区的各个组成部分却沉默了下来。吉米·谢里齐耶的新闻发布会越来越少，宣传视频几乎销声匿迹，针对国家主权机构的轰动性袭击也停止了。这种沉默恰恰出现在压力上升之际，这才是真正的新动向。它需要解读，而解读的结果并不令人安心。Viv Ansanm正在进入它的第二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犯罪组织不再靠轰动性的暴力积累，而开始扎根于它所寄生的社会的经济链条之中。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因为战局看似正在扭转，实际上只是换了战场。

正名

用来称呼Viv Ansanm的词语并不能互换。每个词都决定着一套应对方针。说“黑帮”，就要动用警察；说“叛乱”，就要反叛乱；说“恐怖组织”，就要制裁和定点打击；说“黑手党”，就要从金融上将其瓦解。定性错了，战略也就错了。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GI-TOC）2026年3月的报告，给出了迄今最精确的定性：Viv Ansanm的头目是武装掮客，是嵌入海地政治与经济权力运作渠道本身的暴力中间人。据称，这个联盟自成立以来，在物质上一直有能力拿下太子港，却从未这样做。没有人会去取代一个自己从中坐收租金的体系。由Enrique Desmond Arias（2017）和Benjamin Lessing（2020）构建的犯罪治理框架可作补充，它揭示了其中的逻辑：在国家缺位、或与武装行为体默契谈判的地区，这些行为体行使着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即管制、征税和仲裁。Lessing根据犯罪者是与国家共存、渗透国家还是取代国家，区分出三种模式。Viv Ansanm并不属于其中单独某一种，而是一种混合形态，三种逻辑因地而异、同时并存：在某些城市街区是部分取代，在政治接口处是渗透，在新近扩张的农村地区则是共存。这种异质性本身就是一个韧性因素，因为它让任何统一的应对战略都变得更加复杂。

“掮客”这一论断并没有排除黑手党化的可能，只是把它推迟了。一个武装掮客，如果拥有持久的租金来源、稳定的精英接口、足够的时间，并且能够约束内部暴力，最终就会滑向黑手党形态。它不再是中间人，而成了教父。国际文献记录这一轨迹时，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规律性。最常被低估的，恰恰是最后一个条件：降低内部暴力成本的能力。只要这一点尚未做到，这个结构就仍是一个墨西哥式的不稳定卡特尔，而不是西西里式的黑手党。况且，这种转变并非不可避免。在某些情境下，比如在墨西哥、巴西、尼日利亚，无法稳定内部暴力，造成的是一种持久的碎片化均衡，而不是黑手党式的整合。海地如今正处在这两种结局之间的转折关头，而屈尔-德萨克平原最近几天的情形，提供了一个赤裸裸的例证。

一个联盟在学着成为什么

Peter Lupsha（1996）提出了经典的三阶段序列：掠夺阶段，靠暴力积累；寄生阶段，在某些行业中长期立足，与国家并行征税；共生阶段，犯罪结构与合法的经济、政治结构变得相互依存。Viv Ansanm在2024年走完了掠夺阶段，2025年巩固了寄生状态，2026年正跨入共生的门槛。

走向共生意味着什么，Diego Gambetta（1993）早已在西西里的案例中阐明。黑手党首先是一种私人保护产业，它在一个无力保障契约、财产和人身安全的国家的缝隙中兴盛起来。敲诈勒索是它可见的一面，提供另一种秩序是它生产性的一面，而正是这第二面，使它一旦扎根便难以铲除。Federico Varese（2011）明确了扎根的条件：潜在的保护需求，愿意妥协的地方精英，以及国家在强制力上的长期虚弱。海地三者俱全。Maurizio Catino（2019）就韧性问题补充了关键的一点：最难瓦解的结构不是金字塔，因为金字塔有一颗可以砍掉的头；最难瓦解的，是由半自治单位组成、共享规则与符号体系的横向联合体。Viv Ansanm如今正是朝着这种架构重组。

借精英扎根

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武装团伙的火力，而在于它们与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关系的转变。Buonanno、Durante、Prarolo和Vanin（2015）重建了西西里黑手党的诞生过程：它并非从国家真空中冒出来，而是源于一种明确的需求，即意大利统一后失去封建保护的大地主的需求。精英购买保护，武装掮客则在向他们出售保护的过程中变成了黑手党。Acemoglu、Robinson和Santos（2013）记录了哥伦比亚的机制：准军事组织替人拉来选票，以换取政治力量对可卡因运输路线和侵占所得土地的庇护。几位作者谈到“暴力垄断”，但这个说法指的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是分享：国家失去的不只是强制控制权，它本身变成了一个与掮客共享的机构。

这种分享的经济代价十分沉重。Pinotti（2015）估计，在意大利受影响最深的地区，30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损失了16个百分点。就海地而言，美洲开发银行最近由Grazzi、Llamas、Lotti和Peña撰写的一份工作论文（2025年11月），首次给出了同类的因果估计。作者利用暴力在各区（arrondissement）之间的地理异质性，交叉使用ACLED数据、Meta的Business Activity Trends数据和NASA夜间灯光影像，发现一个区每多发生一起暴力事件，随后10天内该区经济活动便下降约3.1%。在5个月的时间跨度上，每多一起政治或社会事件，会造成1.5%至2.5%的持续萎缩，对夜间灯光亮度的影响最高可达6.2%。一年之后，影响仍维持在1%左右。受冲击最大的是面向家庭的服务和专业服务，公共部门则表现出相对的韧性。这些系数是在区一级局部测得的，不能机械地加总到全国层面，但它们的形态显示出一种持续的累积动态：暴力不只造成一次性的冲击，还会留下长久的伤疤。正是这些伤疤层层累积，为受黑手党控制的经济体安上了发展的天花板。

这个天花板并非理论推演。它的代价是受到抑制的投资、外流的人才，以及政客的逆向选择。Daniele和Geys（2015）证明，黑手党的存在会以可测量的方式降低当选者的素质，让那些更不清白、更无力制定有效公共政策的人更容易胜出。Barone和Narciso（2015）记录了与黑手党有关联的企业如何系统性地攫取公共采购合同。最终，制度框架本身也会被改写，投资选择、政治选择、经济文化皆然。在海地，这种动态并不是一个舶来的历史模型。它是在当下的互动中逐步形成的：某些经济和政治群体，至少在短期内，能从武装行为体提供的地方稳定中获益，不论这种稳定性质如何。这种利益即便从未被公开言明，也构成了一切持久精英接口的原材料。

压力下的变异

Viv Ansanm于2024年2月公开亮相，其架构有两个向量。一条横轴，由G9和G-Pèp各据一方的诸侯组成。一条纵轴，由谢里齐耶体现，他担纲对外的媒体话语。这种构造提供了两个着力点：诸侯可能分裂，顶端可能被斩首。自2025年底以来施加的强制压力，两样都没有造成，造成的是内部重组。纵轴天生暴露在打击之下，与其说是资产，不如说已成了负担；它受到约束、被边缘化，不是因为它被打败了，而是因为它招来火力。横轴则相反，变得更加稳固。每个诸侯都有动机让自己更加自主，让租金来源多样化，并在当地嵌入那些能够保护他的经济和政治行为体之中。因异质而生的脆弱，变成了因分散而来的韧性。

GI-TOC所识别的特许经营模式，即Canaan向Montrouis扩散、5 Segond向Kenscoff和Cabaret扩散、400 Mawozo向Mirebalais和Lascahobas扩散，不过是这一机制在空间上的体现。联盟正变成一个松散的卡特尔，一种各自为王的经营者之间的协调，彼此默契地划分地盘，共享一套起统合作用的符号。然而，地区经验表明，这种横向化也有其反面：如今更加自主的诸侯之间租金冲突增多，并且会受到诱惑，想用武力吞并那些仍拒绝归附的零星地盘。2026年4月15日至20日在屈尔-德萨克平原爆发的公开冲突，就体现了这种动态：Chen Mechan、Jeff Gwo Lwa在Canaan的Taliban，以及Lanmò Sanjou的400 Mawozo，联手向Pierre 6和Terre Noire的黑帮发动进攻，数十名平民身陷夹击，沦为受害者。联盟对外说得更少，在自身边缘消耗的暴力却更多，既是为了规训尚未归附的黑帮，也是为了扩大控制范围。这表明，这个结构尚未解决内部稳定的问题，而不解决这个问题，任何名副其实的黑手党都无法长久立足。

这个联合体的发展轨迹并不统一。当其首都地区的组成部分学习沉默的纪律时，一些正在迅速扩张的农村加盟分支仍完全处于掠夺阶段。2026年3月28日至29日夜间的Jean-Denis屠杀，由Gran Grif认领，全国人权捍卫网络记录的受害者近70人；4月1日向Pont-Benoit的重新部署和对Marchand-Dessalines的攻占；Gran Grif的亲密盟友Kokorat San Ras的手下向当地民众公开派钱：这些都显示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时间节奏。这些团伙并不沉默，它们用武力巩固地盘，并通过有选择的再分配，开始从纯粹的掠夺转向一种雏形状态的地方犯罪治理。因此，Viv Ansanm因地域不同，同时经历着Lupsha序列的几个阶段：在阿蒂博尼特是活跃的掠夺，在扩张地带是借特许经营实现的稳定，在首都都会区则是共生的开端。这种内部不对称是特许经营架构的标志，也让任何统一应对的尝试变得更加复杂。

在光谱的另一端，在平原的某些地段和首都都会区，实地迹象指向一种更为深入的嵌入形态。一些女商贩从早已扎根于这些干道沿线的批发商那里采购进口商品，在黑帮把守的收费关卡便享有事实上的豁免。抽成不再直接在货物通过时收取，而是经由一条部分受控的供应链，被提前计入了进货价。这些批发商并非新面孔。他们在社区里扎根已久，受到社会认可，在经济上举足轻重，这使得这种安排格外隐蔽：女商贩并不是在和黑帮打交道，她只是在一直进货的地方进货。正是这种胁迫在商业日常中的稀释，被研究黑手党的文献视为成熟的门槛：在这一刻，犯罪组织不再需要威胁，因为市场已经围绕它重新组织起来。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这些渠道被用来清洗非法资金，我们必须严格止步于这一判断。但随着这一机制的巩固，其结构本身就为这种用途创造了可能；而要在这种转变变得不可逆转之前对其发起攻击，正需要沿着必经的正规关口，即进口港口和上游批发商，向上追溯。

在这种背景下，联盟在公开场合的沉默不止一种解读。它可能是战略纪律，这是我们的核心假设。它也可能是军事压力造成的行动超负荷，或者是与某些精英群体之间为筹备大赦而进行的默契谈判。三种假设并不相互排斥，很可能因行为者和地域不同而同时存在。它们共同指向的战略结论是：能见度的退却，不等于结构的退却。

非正规经济的陷阱

这里出现了一个海地特有、而经典文献低估了的难题。瓦解犯罪经济的经典工具，是为正规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环境设计的。土地登记、银行的客户身份识别、受益所有人、公共采购审计，无不预设一个稠密的正规基底，非法资本必须穿过它，才能转化为可用的财富。在海地，据国际劳工组织和海地统计与信息研究所（IHSI）的估计，非正规经济活动所占比重远远超过正规部分，这个基底只以零散群岛的形态存在。非法资本可以流通、积累和传承，而无需穿过为数不多的正规关口。照搬欧洲先例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失灵。

反击必须根据海地经济的真实结构重新构思。有四个杠杆值得审视。

首先，是必经的正规关口。即便在一个以非正规为主的经济中，某些交易也必然要经过正规基础设施：集装箱要经过太子港、海地角和圣马克的港口；超过一定金额的汇款要经过MonCash、NatCash、Caribe Express、Unitransfer等受监管的运营商；重大不动产交易要经过公证人；此外还有公共采购和特许经营。这些关口在经济中只占少数，却占据了有用的非法资金流的大部分，因为租金要变成财富，最终必须流经这里。把追踪集中在这些节点上，而不是追逐全面正规化的幻想，是方法上的第一个决定。

其次，是金融上的域外管辖。在美元化的加勒比经济中，非法资产最终都要经过美国银行体系：经由代理行、Visa和Mastercard网络、国际电子转账。这种依赖就是一个杠杆。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以及“全球马格尼茨基”式的制裁机制，能够实现海地国家单凭自身无法做到的追踪与强制。与这些机制组织系统性的合作，比增设一堆手段匮乏的国内工具更有效。

第三个杠杆，是追缴重资产。非正规经济稀释了资金流，却让财富集中。犯罪租金要派上用场，就会物化为不动产、酒店、商业综合体、货币兑换所，以及出口企业的股份。这些资产可以定位，其所有权可以通过法证调查追溯。意大利的《罗尼奥尼-拉托雷法》和哥伦比亚的“所有权消灭”制度（Extinción de Dominio），正是循此途径取得了决定性成果。参照这些模式、并根据本地举证与执行条件加以调整的海地立法，将改变犯罪融入合法经济的成本收益对比。

最后，是一个混合型调查机构，仿照危地马拉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国际委员会（CICIG）或洪都拉斯打击腐败和有罪不罚支助团（MACCIH）的模式，由国际司法人员参与，享有程序上的自主权，并获得明确授权，专门处理涉及精英接口的案件。这类机构在政治上很脆弱，一旦见效便会被撤销；但只要还在运转，它们就能取得任何易受腐败侵蚀的国内司法机构都无法取得的成果。关键不在于绕开海地主权，而在于让海地司法能够处理那些它无法单独侦办的案件。

这四个杠杆在近期可行性上并不相同。在12个月的时间范围内，考虑到国家目前的能力，金融域外管辖和追缴重资产看来最能直接动用，也最有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切实效果。另外两个杠杆依然具有战略意义，但能否启动，取决于更长期的政治选择。

窗口很窄

Viv Ansanm还不是黑手党。它是一个正在成熟、滑向黑手党形态的武装掮客体系。这一区分不只是学术上的。打击掮客，是拆解中介链条。打击黑手党，是连根拔除一个敌对的经济建制。前者已属不易，后者更难，而做不到的社会，要付出几代人的代价。

镇压黑帮部队（GSF）刚刚开始运作，现在就预判其成效为时过早。但有一点现在断言并不为时过早：如果海地国家及其伙伴不同步搭建反击的第二层，即针对租金和接口、而不只针对持枪者的那一层，这支部队将力有不逮。基于海地数据的最新因果估计表明，每多一起暴力事件，经济活动就会出现一次可测量且持久的萎缩。听任这种类型转变走完全程，就等于接受把国际文献与黑手党控制型经济联系在一起的那块发展天花板，刻进海地的结构之中，至少延续一代人。

掮客并不想取代国家，他只希望国家存在得恰到好处，好让他有东西可以抽取。教父则连抽取都不想了，他想成为国家的一部分：在国家的任命里，在国家的采购合同里，在国家的裁决里。2026年的海地，正处在分隔这两种角色的转折关头。联盟眼下的沉默，远不是失败的前兆，而是表明局势正在这个关头倾斜。它仍然守得住。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造出守住它所需的工具。

Réginald Surin

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