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地安全危机的三个盲区

当我们不再盯着所有人都在看的地方，ASA调查揭示了什么。

2025年1月，由四个海地公民社会组织（Nègès Mawon、公民社会倡议组织、Koze Jèn Yo和FIBESR）组成的Aksyon Sitwayen Angaje联合体（克里奥尔语，意为“积极公民行动”，简称ASA），与ProEco Haïti公司合作，就该国的安全与政治形势开展了一项全国民意调查。这项研究曾因美国全国民主研究院（NDI）暂停资助而中断，后由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出资完成。要在全国范围内把握海地公民如何经历、如何感知这场危机，它是为数不多的可用实证基础之一。

它的价值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覆盖面：在全国十个地理省份面对面访问了1291名成年人，其中包括农村地区（占样本的61.6%）。其次是方法：采用LQAS方法（Lot Quality Assurance Sampling，即批质量保证抽样）抽样，该方法已由CARE于2020年在海地验证；并依据海地统计与信息研究所（IHSI）的数据按性别和省份加权，置信区间为95%，误差范围为4%。最后是涵盖范围：调查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安全，还涉及基本服务的获取（食物、医疗、水、电、交通、通信、教育）、被迫流离失所、对机构的信任、投票意愿以及性别动态。正是这种广度使这份文件格外难得：它让人们得以把安全危机看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其枝蔓触及国家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不过，有一点必须先说明：调查收集的是受访者自述的感知，而不是犯罪案件或流离失所者的绝对数量。下文的数字，是认为某项服务受到干扰、某个家庭已经流离失所或失去工作的受访者所占的百分比。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方法局限。但在公共政策上，促使人们出走、不再返回、心生不信任或放弃投票的感知，其战略分量至少与客观事实相当。

仔细阅读这项调查，它揭示了什么？

我们谈论海地不安全问题的方式中，有一种几乎在世界所有城市冲突中都能看到的机制：目光盯住火焰，却忽略了烟雾。人们知道暴力的策源地在哪里。太子港。下阿蒂博尼特。这些名字充斥新闻简报，左右着安全预算的流向。ASA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西部省报告被迫流离失所的比例为32.1%，失去工作的比例为46.5%，食物获取受扰的比例为58.9%。阿蒂博尼特省的绑架问题最为突出（15.3%的家庭曾出钱支付赎金）。这些都不出人意料。

但ASA调查的价值在别处：在于把目光从震中移开时，它所揭示的东西。这时会浮现三种现象，而公共辩论尚未消化它们。它们是我们解读安全危机时的三个盲区。第一个关乎不安全在没有枪声的地方造成了什么。第二个关乎它让那些被安全话语提及、却从未被真正倾听的女性付出了什么代价。第三个关乎当上层机构纷纷崩塌之时，什么正在底层悄然重建。

这三项发现由一条共同的线索串联起来：在海地，凡是遥远的，都会失败；凡是贴近的，都能挺住。暴力经由对一个遥远中心节点的功能性依赖而扩散。女性的不信任源于身边服务的缺失。信任则在机构看得见、摸得着、扎根地方的地方得以重建。这一原则在此作为假设提出，并将在以下三节中逐一用数据加以检验。

一、第一个盲区：看不见的传染

ASA调查中有三个数字令人费解。西北省报告交通受扰的比例为72.6%。北部省报告电话信号受影响的比例为76.1%。东南省报告医疗服务获取受扰的比例为62.3%，交通受扰的比例为68.2%。然而，这些省份没有一个是武装暴力的震中。它们的被迫流离失所率依然很低（北部省7.7%，东南省7.4%）。

答案就在ASA报告本身：电信公司的核心系统设在太子港，在那里直接受到黑帮的冲击。暴力并没有实际移动到北部。它是顺着电缆、物流链和被封锁的道路抵达那里的。

传染函数

一个本身并不暴力的省份j所受的冲击，可以表示为它对中心节点依赖程度的函数：

思路很简单：一个地区所受的冲击，取决于源头地区的犯罪强度、该地区对这一源头的功能性依赖程度（记为w：共用的电信网络、共同的道路、供应链），以及距离。依赖越强，传染就越严重，即便相距遥远也是如此。决定扩散规模的是连通性，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远近。

要对这种传染作出具体的测量，就必须构建一个指标，避开一个常见的方法陷阱：只为每个省份挑选受扰最严重的那一项服务。这种被称为cherry-picking（择优挑拣）的做法，会人为地放大差距。为避免这种偏差，我们构建了一个服务综合扰动指数，定义为ASA报告中按省份明确列出的三项指标的算术平均值：交通受扰率、医疗服务获取受扰率和食物获取受扰率。

这一指数衡量的是某一省份内人们感知到的服务平均受扰程度。接着，我们把传染比率ρ定义为这一综合指数与被迫流离失所率之比，后者用作当地直接暴力的代理变量：

当ρ接近1时，服务受扰程度与当地暴力相称：该省“制造”和“承受”的程度大体相当。当ρ远大于1时，该省所受的扰动与其自身的暴力程度不成比例：它在输入动荡。表1列出了ASA报告中三项指标均有明确数据的五个省份的结果。

表1：综合扰动指数与传染比率。除最后一列的比率外，各列均为百分比。作者根据ASA/ProEco Haïti调查（2025年1月，n = 1291）计算。ICS：服务综合扰动指数，即前三项自述指标的平均值。流离失所：自述的被迫流离失所率，用作直接暴力的代理变量。比率：即方程3中的ρ，为ICS与被迫流离失所率之比。西北省交通受扰的比例为72.6%，但由于报告中没有关于医疗和食物的明确数据，未予纳入。

层次分明。作为暴力震中的西部省，ρ为1.6：其服务受扰程度与直接暴力大体相称。南部省（1.9）和中央省（2.7）处于相近的数量级。相反，北部省和东南省的比率分别为5.4和7.9：它们报告的服务受扰程度，是其直接暴力水平所预示程度的五到八倍。

实证检验：斯皮尔曼相关

如果服务受扰纯属地方现象，即与各省的暴力程度成比例，那么在被迫流离失所率与综合扰动指数之间，应当能观察到很高的等级相关。对表1中的五个省份计算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即可检验这一点。各省秩次如下：

表1之二：用于计算斯皮尔曼系数的各省秩次。秩D：按被迫流离失所率排列的秩次。秩C：按综合指数排列的秩次。d²：两个秩次之差的平方。

结果颇能说明问题。直接暴力与服务受扰之间的斯皮尔曼系数为0.30：相关性很弱。在n = 5的情况下，这一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n = 5时，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约为0.90）。但这种相关性之弱，本身就提供了信息。如果服务受扰由当地暴力决定，我们观察到的$r_s$应当接近1。它只有0.30，意味着直接暴力只能解释服务受扰的一小部分。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中心节点的功能性依赖。把相关性拉低的东南省（d² = 9）是最典型的例子：暴力弱，扰动强。这正是看不见的传染的标志。

这里必须作两点方法上的保留。其一，我们只有五个观测值，因此谈不上任何统计稳健性；斯皮尔曼相关在此只是一个探索性工具，而非正式证明。其二，所选的三项指标都是自述的感知，而非对服务运行状况的客观测量；因此，比率ρ衡量的是一种感知上的错位，而不是实际的传染。明确了这些局限之后，比率ρ与斯皮尔曼相关的结果相互印证，勾勒出一幅连贯的图景：海地的服务受扰问题，不能归结为一个地方性问题。

其战略含义是直接的。确保太子港的安全，不只是在为太子港服务。这也是在疏通北部省的信号、西北省的交通和东南省的供应。中心节点集中了暴力；但它一旦稳定下来，就会释放出全国性的安全红利，其大小可以用外围省份ρ比率的预期下降来衡量。

二、第二个盲区：不安全的性别代价

在因不安全而流离失所的人中，49.4%的男性打算在局势好转后返回原来的街区。女性则为33.0%。相差16个百分点。这个淹没在ASA报告性别部分中的数字，是整份文件中后果最为深远的数字之一。

关于返回的两种不同算法

男性和女性衡量“安全”的方式并不相同。ASA报告说得很清楚：对女性而言，安全不只是没有暴力。它还包括获得医疗服务、孩子能上学、居住稳定。这一差异可以用两个函数来表达：

在第一个模型中，一个流离失所的男性用两个变量来盘算：他在原居住地能重新获得的收入，以及那里依然存在的暴力风险。暴力一旦减少，算盘就会翻转，他便回去。女性的函数则不同：

这里有四个变量在起作用。即使暴力减少（β下降），只要服务没有恢复（γ：学校、医疗、水、交通），或者孩子面临的风险依然存在（δ），返回的结果仍是负的。女性的返回门槛在结构上就比男性更高。那33%不打算返回的女性，说的正是这一点。

下表量化了调查所测得的性别差距。

表2：不安全的性别代价（实测差距）。“女性”和“男性”两列为百分比，差距Δ以百分点计。资料来源：ASA/ProEco Haïti调查，2025年1月。最后一列将各项指标与方程5a和5b中的变量对应起来；最后三项指标衡量的是一种倾向，而非模型参数。

表中的每一行都为模型提供了输入。女性的收入更少（α：女性中37.2%没有任何经济活动，男性为18.7%），获得服务的途径更脆弱（γ：女性中64.6%有过整天没饭吃的情况，男性为57%），即使在流离失所之后，安全感也更低（β：女性为81.4%，男性为94.1%）。每个变量都朝同一个方向施加分量：女性的返回门槛在结构上高于男性。

直接的后果是：一项靠武力恢复秩序、却不恢复服务（医疗、教育、水、交通）的安全战略，不会让女性回来。而没有女性回来，非正规市场就无法重建，学校教育就无法恢复，社区生活也无法重回正轨。把安全仅仅定义为没有武装暴力，就等于在一个成年人口中57.3%为女性的国家，使用一个男性的指标。

三、第三个盲区：从底层升起的信任

在普遍不信任的图景中，有一个数据格外突兀。地方当局，也就是市政府，只有33.8%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相比之下，对政党不信任的比例为60.3%，对当时的总统委员会为52.4%，对总理府为51.0%。层级一目了然：一个机构离人们的日常生活越远，就越遭排斥。

表3：机构信任梯度。两列不信任度为百分比，差距Δ以百分点计。最后一列表示该机构与公民的贴近程度。资料来源：ASA/ProEco 2025和OCID 2021。2021年的数据来自一项方法不同的调查，因此比较仅供参考。CPT即过渡总统委员会，此后已不复存在。“无数据”：缺少2021年的数据。

最惊人的数字是地方当局的Δ：2021年至2025年间为-22.6个百分点。在海地近代史上最暴力的时期，对市政府的信任上升了22个百分点。这有悖直觉。而正因如此，它才意味深长。

这一梯度遵循一条可以形式化的规则：

决定对一个机构信任程度的因素有三个：它与公民在物理上和关系上的距离，它在日常生活中被感知到的存在，以及它产生具体、可观察成果的能力。市政府在这三项参数上都占尽优势；总理府和政党则处处落于下风。表3的最后一列凸显了贴近程度与信任之间的这种相关。这不是巧合，而是一个梯度。而这个梯度有一个直接的含义：海地国家的合法性不会从顶层重建。它将从市政府、从CASEC（市镇分区行政委员会）、从公民能够看见、触及并评判公共行动的地方重建起来。

最后一个数字巩固了这一结论：95.4%的受访者认为，任何选举之前都必须先恢复安全。选举的合法性以安全上的合法性为前提。而安全上的合法性要在实地证明，而不是在宫殿里。

四、一个原则，三个推论

三个盲区汇聚于同一个原则：在海地，凡是遥远的，都会失败；凡是贴近的，都能挺住。暴力经由对一个遥远中心节点的功能性依赖而扩散。女性的不信任源于身边服务的缺失。信任则借助机构在地方的存在而重建。同一种逻辑，三种表现。

这种汇聚转化为三项可衡量的战略调整：

表4：战略调整，每一项都以从数据中得出的测度为依据。

从形式上看，全国安全对部署在中心节点的资源的偏导数，大于对均匀部署的资源的偏导数：

换言之，投入太子港稳定工作的一古德，所产生的全国安全回报，要高于平均分摊到十个省份的同样一古德，因为中心节点的稳定会解放依赖它的那些省份。但是，如果不重新定义“安全”，把女性的门槛，即服务、稳定和可预期性，纳入其中，如果对机构的投入不瞄准信任仍然存续的地方，也就是地方当局，那么这个等式还不够。

1291个声音要我们听见什么

必须认识到这项调查意味着什么。2025年1月的11天里，在一个出行本身就是冒险、进入实地就要不断同暴力周旋的国家，66名调查员走遍十个省份，面对面地收集了1291名公民的声音。这些是感知数据，而非绝对计数。但在一个统计机构已经瓦解、多年未做人口普查、行政登记即便存在也残缺不全的国家，这项调查是为数不多的、系统记录海地民众生活处境的证词之一。忽视它，是一种智识上的过失。不把它用尽，则是一种浪费。

然而，仔细阅读这项调查，它说出了公共辩论至今仍不愿明言的三件事。它说，不安全造成的破坏远远超出其可见的范围：有三个省份报告的服务受扰程度，是其直接暴力水平所预示程度的六到十倍。它说，女性付出的代价是我们的指标捕捉不到的，而她们不再返回，会危及那些号称要确保安全的街区本身的重建。最后，它说，公众的信任并没有均匀地消散：它在机构贴近、可触、可见的地方存续下来，而国家如果愿意，可以从这些地方开始重建自己。

因此，问题不在于部署多少警察。问题在于把他们部署在哪里，好让中心节点的稳定释放出全国性的红利。在于为谁确保安全，因为如果维系生活的服务得不到恢复，女性就不会回来。在于以什么为锚来重建，因为信任扎根于市政府，而不是宫殿。

海地并不缺诊断。这个国家被各种报告、评估和建议矩阵压得喘不过气。缺的是一种能力：以数据所要求的严谨和诚实去解读现有数据，而不是透过既定成见的棱镜去看。ASA调查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它为另一种关于安全的对话奠定了基础，这种对话的依据不是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东西，而是公民自述的亲身经历。

三个盲区。同一个视觉缺陷。还有一项集体责任：不要再一次移开目光。

方法局限

严谨要求我们明确指出本文分析的局限。第一，ASA调查的数据是面对面访谈中由受访者自述的感知，可能受到回忆偏差、社会期许偏差或认知可得性偏差的影响。比率ρ衡量的是一种感知上的错位，而不是经客观记录的实际传染。

第二，地域覆盖并不均衡。正如ASA报告本身所强调的，由于进入受限，西部省和阿蒂博尼特省最危险的地区未能纳入调查。因此，这两个省的结果更多反映的是可进入地区的情况，而不是暴力最严重的震中。这意味着，西部省的受扰比例很可能被低估了，而西部省的比率ρ（1.6）实际上可能更接近1。

第三，斯皮尔曼相关（$r_s$ = 0.30）是基于五个观测值计算的。样本如此之小，它达不到统计显著性的门槛，只能作为探索性的提示，而非正式证明。第四，与2021年OCID调查的纵向比较须审慎解读：两者的方法、问卷和背景各不相同，这限制了所观察到的变化的意义。

最后，服务综合扰动指数只采用了报告所记录的七项指标中的三项，选用它们是因为这三项有按省份明确列出的数据。纳入全部七项指标（交通、通信、医疗、水、电、学校、食物）的指数会更稳健，但报告并没有为所有省份明确列出全部分项数据。这些局限并不否定已发现的趋势，但划定了其有效范围：这是一种基于现有最佳数据的分析性解读，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计量经济学论证。

参考文献

Aksyon Sitwayen Angaje（ASA）与ProEco Haïti（2025）。《海地安全与政治形势民意调查报告》（Rapport d’enquête d’opinion sur la situation sécuritaire et politique en Haïti）。由法语国家国际组织（OIF）和法国欧洲与外交部（MEAE）支持。

Braga, A., Papachristos, A. & Hureau, D. (2014). The Effects of Hot Spots Policing on Crime. Justice Quarterly, 31(4), 633-663.

CARE与联合国妇女署（2020）。《海地快速性别分析》（Analyse rapide de genre : Haïti）。

CNSA（2024）。《海地粮食安全分析，2024年3月至6月》（Analyse de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en Haïti, mars-juin 2024）。

OCID（2021）。《海地民主治理全国调查》（Enquête nationale sur la gouvernance démocratique en Haïti）。

Sherman, L., Gartin, P. & Buerger, M. (1989). Hot Spots of Predatory Crime. Criminology, 27(1), 2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