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 Ansanm的经济方程：当海地黑帮运用沙普利值

2024年2月至3月之交，G9与G-Pèp联合，诞生了“Viv Ansanm”（克里奥尔语，意为“共同生活”）联盟。它结束了黑帮之间的消耗战，以求犯罪超额利润最大化，并协调针对国家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攻势。曾赋予它力量的联盟架构，如今正在产生它的弱点：分配冲突、通道上的内部“过路费”、个人化偏离，以及在镇压面前的过度暴露。本文以联盟理论和2024-2025年的一系列实证证据为基础，对其可能的走向作出经济学解读。

犯罪联盟改变了什么

出发点的直觉很简单：当持续不断的对抗摧毁租金时，联盟可以通过协调重新创造租金。2024年2月底至3月初，“Viv Ansanm”的出现，恰恰是为了给一场循环往复的冲突翻篇。据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ACLED）统计，2021年至2022年间，黑帮之间的暴力增加了79%，2022年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500人。这场消耗战让所有当事方都付出了高昂代价。

随后几周，国家宫、机场和多个警察局接连遭到袭击，与此同时，黑帮向物流节点扩张地盘，迫使国家多线作战。自2024年3月初以来，Viv Ansanm至少对国家宫发动了10次大规模袭击。2025年当中，Viv Ansanm攻占了Mirebalais的警察局和监狱，放出约500名囚犯，具体展现了联盟在首都都会区以外的行动能力。

这个联盟如今控制着太子港85%的地区，这个数字把分析锚定在一种地盘稀缺的政治经济学之中。宏观安全层面的后果立竿见影：2024年武装暴力造成5601人死亡，比2023年多出1000多人，人员流动大幅萎缩，国内流离失所者增多。

换句话说，这个联盟并没有“带来和平”；它重新优化了暴力，使之服务于一份扩大了的犯罪租金。

沙普利逻辑：先创造剩余，再分配剩余

联盟为什么能维持？因为它创造的剩余，超出了每个黑帮单干时所能获得的。联盟理论在劳埃德·沙普利（1953）的经典表述中，提供了一个工具：沙普利值。它根据每个成员对所有可能联盟的边际贡献，为其分配集体剩余中的份额。

这里有两个性质至关重要：一是资源互补时（武器、战斗人员、检查站、港口通道）剩余的可加性；二是纪律，即以“公平”报酬的承诺约束成员遵守协调。在重复博弈中（Fudenberg与Tirole，1991），只要联盟的预期收益超过单飞时的“威胁收益”，这一承诺就依然可信。

套用到“Viv Ansanm”身上，这意味着：卡住某个咽喉要道的黑帮，并不独占“过路费”的租金，而是把其中一部分转给支持它的盟友。只要各方预期这种再分配会得到执行，联盟就留在“核”之内（核，即足以打消任何脱离念头的分配方案的集合）。

Viv Ansanm联盟的巩固，使各黑帮能够把资源集中于犯罪活动和与安全部队的对抗，而不是卷入内斗。可以衡量的结果是：2024年3月至8月，太子港区有近100个街区发生了黑帮暴力，比此前六个月增加了20%。

当某些事件或冲击使实际边际贡献偏离隐性分成标准所给予的报酬时，问题就出现了：这正是摩擦的导火索。

内生摩擦：个人化偏离与通道“敲竹杠”

个人化偏离

2024年12月6日至7日，由Monel “Mikano” Félix领导的Wharf Jérémie帮（联盟成员）下令在太阳城屠杀了超过207人，许多老人在首领的一个孩子患病后被指控施行“巫术”，成为屠杀的目标。

从经济上看，这是挪用联盟资源（人手、弹药、时间）作私用、却不产生共同租金的典型例子：盟友们既无法阻止、也无法从中变现的行动，却消耗了集体的“强制预算”，损害了联盟的品牌。惩罚这类偏离代价高昂：谁来承担惩罚的成本？依据什么可以核实的基础？无法把这一冲击转化为公开惩罚，表明内部治理机制的缺失。

通道敲竹杠

反过来，有些偏离体现的是一种冷静的理性：通过重新谈判隐性的分成条件来攫取更多租金。2025年1月26日至29日，Viv Ansanm对Kenscoff发动多次袭击，意在控制该地区，并确保通往东南省的通道。1月至3月间，这场暴力造成262人死亡，3000多人流离失所。

然而，通道一旦拿下，驻守检查站的团伙就成了守门人，能够向盟友收取“内部过路费”。黑帮每推进一步，就会建立地方分支，其主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当地的勒索体制。从此，原先的分成标准就落到了“核”之外：控制通道者攫取的相对价值增加，其他成员则要求修改。

战略性过度暴露与外生冲击

这个联盟还把自己的曝光度优化过了头。从2024年3月起，一系列轰动性袭击就引发了国际上的再平衡。2025年5月，美国正式将Viv Ansanm认定为跨国恐怖组织；2025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将Viv Ansanm列入其制裁名单。这些措施提高了交易成本：武器采购、洗钱渠道、跨境物流，无不如此。

方程随之收紧：租金越高、越显眼，镇压就越会推高联盟的边际成本，直到背叛的威胁收益重新具有竞争力。

同样的机制也适用于向首都以外的扩张。对Mirebalais的袭击、攻占监狱和大规模越狱，扩大了联盟的版图……但也扩大了镇压的战场。2025年9月，向Arcahaie发动的攻势暴露出一种代价更高的逻辑：Viv Ansanm选择取道Laboderie作为接近通道，试图在进攻前强征当地居民以充实兵力。居民拒绝后，联盟实施了报复性屠杀（40多人死亡），然后继续向目标推进。

绕道、强征失败、毫无收益的屠杀，这一连串事件完美地诠释了经济学家所说的“递增的招募成本”。一个稳定的联盟会去谈判、收买忠诚，或者另找通路。立即诉诸大规模屠戮，随后继续一场代价高昂的攻势，表明这是一种处于时间压力之下的逻辑，它已经承受不起正常的交易成本。联盟的战线越多，内部和外部的摩擦点也就越多。

制度、知识与恐怖：当大学成为目标

一个想要长久的联盟会寻求有利可图的低调；“Viv Ansanm”却往往更喜欢示威。2024年，Viv Ansanm捣毁并焚烧了海地国立大学理学院、语言学院、农学院和医学院的校舍。

抛开情绪不谈，这背后是一种政治经济学逻辑：让那些再生产象征权威和认知资源（医生、工程师、药剂师）的场所失去作用，而国家正是靠这些资源才得以重建自身。这种象征性暴力在国际声誉上代价高昂，带来的即时租金却很少，但它展示了破坏力，并改变了各方的预期。

国际经验：为什么有些联盟能维持，有些却分崩离析

比较历史有助于理解海地的局势。意大利黑手党尝试过两种架构：垂直型，如科萨·诺斯特拉（Cosa Nostra）和光荣会（’Ndrangheta）；水平型，如卡莫拉（Camorra）。前者拥有协调机构，以及家族之间具有执行力的分成规则；它们能更好地控制“普通”凶杀，也更能抵御镇压的冲击。多中心的卡莫拉则不断组建、解散流动的联盟，其暴力更难预测。

“Viv Ansanm”介于这两种模式之间：有一个中央领导（谢里齐耶），但外围强大的诸侯保持着自主。关于犯罪组织的社会学文献（Catino，2014-2019）证实：垂直结构有利于纪律和仲裁，水平结构则能最大限度地提高适应速度，但代价是长期的不稳定。

中美洲的马拉帮派（MS-13/Barrio 18）从未巩固出“Viv Ansanm”式的持久联盟。原因是结构性的：分割成一个个小团伙，又没有中央指挥，形成的是一种联邦式网络，经得起斩首，却无法产生需要繁重协调的超额租金。

最后，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提醒我们，过度协调有自我毁灭的风险：麦德林集团在协调其各路货流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曝光度也招来了关乎存亡的镇压；当与国家对抗的成本超过超级租金的收益时，联盟便分崩离析。

海地的情景：三条路径与一个临界点

情景A：竞争性碎片化（墨西哥模式）

如果协调成本继续上升（制裁、国际压力、弹药日益稀缺），而隐性分成标准又不能反映实际的边际贡献，联盟就会落到“核”之外：出现子联盟和分裂。其反常效应是：轰动性袭击减少，但暴力扩散开来，掠夺也更加飘忽不定。信号已经出现：争夺检查站的纠纷、地方性清洗、小头目林立。

情景B：稳定的地盘化（光荣会模式）

联盟走向常规化：象征性袭击减少，不声不响的榨取增多（对商业系统性征税、仲裁纠纷、强加“保护”）。必要条件是强化垂直结构（仲裁机构、近乎正式的分成标准、分级而可信的惩罚）。意大利的先例表明，这条道路需要犯罪规则和犯罪制度，而对于在城市战争的机会主义中诞生的海地黑帮来说，这是一个悖论。

情景C：过渡性谈判

国际上的一些事例（萨尔瓦多、意大利）证明，国家可以用有限的司法让步换取暴力的下降。但联合国的认定和某些法律定性（恐怖主义）提高了这种交换的政治成本。此外，联盟成分复杂，使任何协议的可信度都很脆弱：把某些派系排除在外，就会造成分裂。

在这三条道路之外，还可能出现一种巴西式的混合形态（分区的平行治理）：地盘分割，与部分行政机构之间形成谈判接口，一种事实上的犯罪秩序被常态化。它能使地方租金最大化，却会带来永久的社会代价。

决定性变量

正如ACLED所观察到的，“只要Viv Ansanm面对一支国际安全部队的共同威胁，它就可能延续下去”。但有四个关键变量将决定它的走向：

• 内部凝聚力：分成机制越是恶化，碎片化的可能性就越大。越过某个临界点，“背叛的价值”就会超过“合作的价值”。

• 镇压强度：适度的压力会加强凝聚力，大规模镇压则会引发碎片化。肯尼亚牵头的特派团和各项制裁正在制造这种临界压力。

• 经济上的替代选择：正规经济越是复苏，外围黑帮就越有可能退出联盟。反之，经济恶化会加深对犯罪租金的依赖。

• 国际压力：制裁改变了成本收益方程。如果制裁让行动无法进行，就会推动碎片化。

代结语：一扇狭窄的窗口

“Viv Ansanm”不是一个社会学之谜，而是一道经济方程。它通过协调，把代价高昂的争斗变成了超额租金；如今它卡在了分配上，因为边际贡献的变化快过隐性分成标准的调整。

短期内，只要外部威胁不断激起抱团的反射，联盟就能维持。但每一场出于私人动机、未受惩罚的屠杀，每一个易手的检查站，每一次招来装备更精良之反击的轰动性袭击，都在把联盟推向协调成本超过收益的那个临界点。

联盟理论无法说明转折何时到来；但它指出，要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加速转折，应当从哪里着手：租金、瓶颈和偏离。一个已经越过其最佳稳定窗口的联盟，它的未来，说来平淡无奇，就取决于此。

犯罪联盟的历史告诉我们，存在一扇狭窄的“稳定窗口”：协调程度足以产生超额租金，曝光程度又不至于招来关乎存亡的镇压。随着对国家宫的轰动性袭击以及被认定为恐怖组织，Viv Ansanm似乎已经越过了这条红线。

对决策者而言，这一分析框架表明，利用其内部矛盾可能比正面对抗更有效。理解其背后的经济机制，可以开辟新的行动路径，而不会造成在别处所见的碎片化所带来的巨大社会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