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注意力成为筹码：海地黑帮与领土控制的新型经济

2024年2月，海地政治经济中发生了一场无声的转折。太子港两大长期敌对的犯罪联盟合并了。G9和Gpèp曾因血腥争斗而分立，如今却以一个寓意深长的名字联合起来：Viv Ansanm（克里奥尔语，意为“共同生活”）。据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Global 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估计，短短几个月内，这一联盟就巩固了对首都近90%地区的控制。但在领土扩张之外，令观察者感到好奇的，是这种统治在经济上日益精密。在这里，权力不再只靠武力行使：它如今通过一套信息、可见度和注意力控制的体系组织起来，而这套体系重新定义了犯罪经济的本质。

吉米·谢里齐耶，绰号Barbecue，已不再只是一个军阀。他成了一个媒体人物。他被拍成视频的讲话、在TikTok或Facebook上直播的演说、在WhatsApp上被转发的消息，让他在数字空间里无处不在，其影响已超出恐怖本身的范畴。每一次露面、每一次公开威胁、每一张疯传的图片，都在为一种象征权力添砖加瓦：一个人们再也无法忽视的人，一个令人畏惧、却也被人认可的人。正是这种认可，或者说这种可见度，赋予了他一种功能性的合法性。而在这种合法性背后，藏着一个效率惊人的经济机制：把集体注意力转化为领地租金。

一种“知情恐惧”经济

全球倡议估计，集装箱运输领域的敲诈勒索每年带来6000万至7500万美元的收入。但这个数字只是经济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如果推及其他形式的榨取，即向商户收保护费、在市场上征收“税费”、收取过路费、对公共交通抽成，总流量每年可能接近10亿美元，相当于海地非正规经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至8%；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非正规经济约占海地国民经济的60%，而国民经济的规模约为300亿美元。

这些收入通过一种独特的经济架构流转：“知情恐惧”经济。它远不止于身体上的强制，而是依靠大规模散播信息、信号和图像，在暴力发生之前就引导人们的行为。在社交网络上传播的威胁消息、处决视频和武力展示，起着协调工具的作用：它们告诉民众“谁控制什么”“要付多少钱”“该避开哪条路”。换句话说，恐怖变成了讯息，而讯息变成了经济调节机制。

赫伯特·西蒙与认知稀缺

要理解这一嬗变，就得回到半个多世纪前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提出的一个洞见。1971年，他在《Designing Organizations for an Information-Rich World》中写道：“信息的丰富造成注意力的贫乏。”在一个充斥着讯息的世界里，稀缺资源不再是信息，而是处理信息的能力。因此，谁能够捕获并引导集体注意力，谁掌握的经济权力就胜过仅仅握有武器或物质财富的人。

海地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印证了这一反转。全国约有260万社交网络用户，其中72%的活动集中在Facebook上，86%通过手机上网（DataReportal 2024）。这种格局造成了一个注意力瓶颈：少数几个平台集中了几乎全部的公共可见度。在这种背景下，主宰数字空间，就是主宰集体感知的场域，从而影响经济、政治和社会行为。

Viv Ansanm并没有把这一模式上升为理论，却凭直觉领悟了数字巨头花了几十年才形式化的道理：注意力是一种货币。Facebook把它转化为广告收入；黑帮则把它转化为象征资本，再转化为强制带来的收益。它们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一个简单的等式上：恐惧的可见度越高，身体强制的成本就越低。

布尔迪厄，或被认可的权力的隐形机制

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区分》（1979）和《实践理性》（1994）中，把象征资本描述为一种建立在集体认可之上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不必公正，更不必合乎道德：只要它在社会认知中被认可为合法，它就能运转。医生或法官开口时，其权威并不仅仅来自他们的专业能力：它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嵌入了一套集体信念体系。病人不会去核查文凭，公民不会去重审每一项裁决：信任已被制度化。布尔迪厄称之为“误识”：权力的生产机制隐没在权力本身的不言自明之后的那一刻。

把这一逻辑移植到海地语境中，就能看清谢里齐耶现象。每一次TikTok直播，每一篇被转发成千上万次的讲话，都在一次又一次的互动中，积累起一种支配性的象征资本。“谢里齐耶控制着太阳城”成了一个被认可的社会事实，被居民、商户、司机和人道机构所内化。这种认可即便建立在恐惧之上，也赋予了一种无须不断重申的权威。它省下了合法化的成本：社会已经视为现实的东西，就不必再用武力强加。

正是这种共同的认知，让经济上的支配行之有效。象征权威转化为预先的服从，产生了可以衡量的回报：反抗更少，阻力更小，资金和货物的流动更可预测。

交易成本的降低：当恐惧成为基础设施

自罗纳德·科斯（1937）以来，经典经济学告诉我们，任何生产活动都会产生交易成本：搜寻信息、谈判、监督、执行。敲诈勒索也不例外。而信息上的支配，恰恰能大幅降低这些成本。

首先是识别：商户自己在WhatsApp上通报到货，运输商在Facebook上公布行程。经济信息自由流通，黑帮只需旁观即可。其次是沟通：威胁过去要靠人传话，如今则通过语音消息或疯传的视频扩散。据《华盛顿邮报》（2022）报道，“黑帮的消息先出现在WhatsApp上，然后才扩散到其他平台”，让潜在的惩罚几乎即时可见。最后是监督：网上传播的暴力内容充当了可信的信号。正如迈克尔·斯宾塞的信号理论所示，制作这些视频的高昂成本（曝光于媒体、被追踪的风险）恰恰保证了它们的可信度。恐惧变得自我维持：信号取代了行动。

这一机制赋予了Viv Ansanm惊人的效率。信息基础设施一旦建成，敲诈的边际成本就会递减：每多一个被“勒索”的商户，控制成本就更低。Nick Srnicek在《Platform Capitalism》（2017）中描述了大型数字平台的类似逻辑：增加一个用户的成本趋近于零。海地黑帮在另一个领域运用着同样的原理：恐惧网络一旦就位，每增加一笔交易，都会提高整个体系的盈利能力。

证实一个体系已经成形的数字

敲诈经济已不再杂乱无章：它如今已经理性化了。全球倡议估计，集装箱勒索带来的收入每年超过6000万美元，而海地财政部提到的数字是，各种来源合计7000万美元。这些数字放在全球范围内并不起眼，但在一个人均GDP约为2700美元的国家，却是一笔巨大的横财。

这些资金并没有全部消失在即时消费或购买武器上。全球倡议2024年和2025年的报告提到一种日益加深的金融化：购置土地，投资城市交通，通过他人代持参股正规商业。换句话说，犯罪经济正逐步融入合法经济。边界日渐模糊。恐惧资本变成了资产资本。这一演变令人想起哥伦比亚的先例：20世纪80年代，麦德林和卡利贩毒集团把非法利润转化为房地产和农业投资，造就了至今仍然存在的混合经济结构。

耐人寻味的巧合：数字可见度与领土扩张

2024年10月至2025年6月间，数字活动的加剧与领土扩张之间的相关性十分惊人。《Haitian Times》记录了谢里齐耶及其盟友在TikTok上的直播数量急剧增加，与此同时，联合国在Viv Ansanm的新据点阿蒂博尼特省和中部省统计到1018人死亡、23.9万人流离失所。被大量转发的威胁视频和处决视频，往往先于实际攻击出现。恐惧先为攻势铺好了路：武装人员还没到，居民就已逃离。“预期恐怖”效应成了一种低成本的扩张工具。

全国人权捍卫网络（RNDDH）主任Pierre Espérance这样概括：“他们懂得媒体的力量；他们用它来散播恐惧、招兵买马。”这句话点明了这一现象的战略维度。数字手段不再只是用来恐吓，而是用来把征服理性化。

看不见的代价：社会资本的瓦解

对武装团伙来说，收益显而易见；对国民经济来说，损失却极其巨大。本已陷入长期衰退的海地，眼看着自己的社会资本，即让经济合作成为可能的相互信任，日渐瓦解。不确定性笼罩之处，交易随之崩溃。企业裁员，银行停止在高风险地区放贷，供应链支离破碎。对萨尔瓦多的研究表明，黑帮的存在可使当地生产率下降15%至20%。在90%的就业属于非正规部门的海地，后果还要严重得多：小企业倒闭，消费萎缩，人才外流。

联合国统计的13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不仅是一场人间悲剧，也是人力资本的流失。整片整片的街区失去了熟练劳动力；作为非正规经济命脉的邻里网络随之解体。损失是累积性的：每一次迁离，都意味着一个生产性微型生态系统的消失。

领土的碎片化：从国民经济到地方群岛

随着各控制区趋于稳定，海地经济重组为一幅马赛克。运输商必须在每个检查站讨价还价，每一段公路都成了一道经济边界，每个黑帮都定下自己的“过路费”标准。把一个集装箱从Varreux运到屈尔-德萨克平原，有时要先后付上多达七笔钱。物流成本暴涨，消费价格随之上涨。这种割裂令人想起中部非洲或20世纪80年代黎巴嫩的战争经济：由不规则的流动相互连接的一块块微型领地，没有任何中央协调。

这种碎片化伴随着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可见度成了一种稳定因素。一个团伙越显眼，就越被认可，它在当地的“主权”也就越被接受。网络效应在恐惧中起作用，就像在金融中一样：知名度增强可信度。换句话说，数字支配制造出负的网络外部性：一个行为者对可见度的控制越强，无视它的风险就越大。暴力甚至不必天天发生；单凭它的形象，就足以调节秩序。

恐惧的政治经济学

海地这一案例所揭示的，超出了海地的国界。它是数字全球化的一面哈哈镜：在这种经济中，注意力成了支配的原材料。在太子港贫民窟里运转的逻辑，与数字巨头的逻辑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捕获注意力，转化为权力，把可见度变现。区别在于目的：Facebook出售广告位，Viv Ansanm出售的是活命。

这一类比绝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凸显了这一现象的系统性。合法经济与非法经济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这不是偶然，而是结构使然。二者遵循同一种理性：最大化可见度，降低交易成本，控制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国家失灵之处，网络就成了制度。病毒式传播取代了法律。

在这种背景下，只着眼于安全的公共政策显得并不对症。注意力经济不能单靠军事力量来对付。必须夺回认知空间：生产与之竞争的叙事，恢复公共信息的公信力，重建经济信任的回路。换句话说，收复领土，必须从夺回目光开始。

认知重建的关键

重建海地，不只意味着重修道路或重建制度：还必须重新学会组织可见度。21世纪的弱国家，不只在军事或财政领域受到挑战；它们在注意力领域同样受到挑战。谁控制了感知的流动，谁就控制了经济协调。在海地，WhatsApp、TikTok、Facebook这些社交网络已经成了平行治理的空间，法律在其中以图像和情绪的形式实时书写。

因此，国家必须重塑自己的工具：建立值得信赖的数字渠道；提供可靠的经济和安全信息；投资于媒介素养教育和网络韧性。否则，在如今权力争夺的主战场上，即手机屏幕上，国家将始终隐形。

从太子港到世界

海地讲述的，不是一个孤立的崩溃故事，而是一场全球性的滑移：从领土主权滑向信息主权。在国家退却的地方，恐惧变成了一种经济；在国家依然存在的地方，注意力变成了一个市场。这两种逻辑，不过是同一场认知革命的两个对立面。

观察Viv Ansanm，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场海地的悲剧。我们看到的是注意力资本主义应用于非法治理的一种原始形态正在浮现：在这种经济中，可见度既是权力，也是商品，还是调节工具。如果这一假说得到证实，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发展、安全和传播政策：没有注意力经济，就不再有经济。

身处痛苦之中的海地，或许正向我们展示即将到来的世界最赤裸的面目：在这个世界里，支配不再仅仅靠武力或财富来确立，还要靠捕获、引导目光并将其变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