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了街巷，输了战争：海地政府的战术陷阱

评判一次行动，看它夺回了什么。评判一场战役，看第二天还有多少地方守得住、有准备、有掩护。六个月来对首都各据点的一次次攻入，以及随后Kenscoff中心的一场屠杀，都可以用同一套框架来解读：守住阵地而不让攻势停滞；进入时清楚自己要去哪里；绝不把对手重整旗鼓所需的时间和空间还给它。赢得几条街巷与赢得一场战争之间的差别，取决于这三种能力，而不取决于行动的次数。

对黑帮的战争有两种算法。第一种算行动：攻入了哪些据点，缴获了多少武器，清除了哪些头目；另一边则是逃脱的头目，受困的装甲车，枪声再起的街区。过去半年，无论官方公报还是批评者，讲述的都是这种算法。第二种算的是别的东西：每次行动留下了什么，让下一次行动付出了什么代价，又让对手学到了什么。本文采用第二种算法，因为第一种无法解释：为什么从12月到8月，国家力量能够进入Bel-Air、Delmas 6、市中心、Martissant和Village de Dieu，却仍然在一个自称正在巩固的市镇里，面对47人死亡、50多人被绑架的局面。

事实众所周知，无须再讲一遍。从12月底到6月，警方及其特别工作组、海地武装部队（FAd’H），以及自4月起加入的镇压黑帮部队（GSF），发动了一轮持续的攻势。一些阵地被夺回，其中少数被守住。Kenscoff自2025年1月起屡遭攻击，当局在那里开展过行动、组织过巡逻，并宣布已经巩固，可它在7月再度遇袭，8月23日连中心地带也遭到打击。尚不为人所知、或讨论得不够的，是把这两组事实联系在一起的机制。

因此，本文带着三个问题重读这份时间表：突破之后，由谁守住阵地；人员出发时，对地形和目标掌握了多少；当力量集中在别处时，对手得到了多少时间和空间。这三个问题指向三个瓶颈。哥伦比亚、里约热内卢和摩苏尔的三场外国战役，显示了忽视这些瓶颈的后果。五项连一辆装甲车的钱都不用花的决策，可以疏通它们。而在距大选只有几个月之际，结论已不属于部队，而属于调遣部队的当权者。

第二天比突击更重要

评判一次突击，看它摧毁、缴获或夺回了什么。评判一场战役，看第二天还有哪些事情可做。阵地是否仍在掌握之中？发起突击的人员是否已经轮换下来？能否在别处出击，而不削弱刚刚赢得的成果？出发的人是否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要找谁，以及街区可能从哪里在他们身后合拢？

2026年上半年的问题不在于缺少行动，而在于一次次单独看来成功的行动，没有转化为不断累积的压力。这种转化与其说取决于装备，不如说取决于一套体系：兵力、轮换、情报、准备、指挥，以及同时在多个空间行动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节奏不是出动的频率，而是一支部队在对手恢复实力之前，完成准备、打击、坚守、总结，再转往别处重来一遍的速度。一场非常活跃的战役，只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成为瓶颈，就可能丧失主动权。过去六个月的时间表显示了瓶颈出在哪里。

六个月，放在合适的尺度上看

时间表首先显示的是一个力量逐步增强的过程。从12月底开始，海地国家警察（PNH）和特别工作组，随后是FAd’H，再从4月起是镇压黑帮部队，先后在西部省的多个区域展开行动。据点被攻破，交通干道重新开通，武器被缴获，少数地点得到巩固。但同一份时间表也透露出另一件事：要求部队付出的努力，其性质在逐渐改变，而真正重要的正是这一变化。

表1　西部省行动节点，2025年12月至2026年6月。各行资料来源见方法说明。

有两个官方数字可以框定行动的强度。3月25日，PNH公布第一季度共进行32次大规模行动，缴获46支步枪、19支手枪和6架无人机。5月26日，PNH发言人称在太子港都会区进行了近118次行动和巡逻。第二个数字并不意味着攻势是第一个数字的四倍；它把价值不同的行动加在一起，既有宣示存在的巡逻，也有攻入据点的行动。它衡量的是活动量，而不是活动的成效。

所以，这张表不能当作计数器来读。随着战果累积，三重约束在收紧。第一重是人力上的：每守住一个点，都要消耗驻守的人员。第二重是信息上的：进入一个争夺中的空间，不能没有关于地形、目标和风险的图景，而这幅图景是临时拼凑不出来的。第三重是地理上的：在此处集中力量，就等于在彼处让出时间和空间。下面依次来看。

成功之税

12月和1月，整个部署几乎完全着眼于机动。各部队接连转战Bel-Air、Bercy、Delmas 4、Delmas 6、Delmas 2和Marché Salomon，尚不必背负需要驻守的阵地的重担。

从3月起，这道算式变了。战果已多到足以产生第二项长期任务：防止武装团伙在推进部队身后卷土重来。当局对此并不讳言。3月25日，《Le Nouvelliste》报道，FAd’H计划从约2000人的总兵力中抽调400名军人，巩固PNH收复的阵地；4月29日，其中200人已经到位。6月初，国防部长视察了由军人驻守的市中心各处地点，其中包括4月中旬由警方收复的Unitech、人文科学学院、IERAH和INAGHEI。

这种巩固并非虚构，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每守住一处阵地，每天都要付出成本：警戒、巡逻、补给、轮换、通联、出入口防护。收复行动不得不从自身兵力中抽人，来保护刚刚赢得的东西。这是对成功征收的一种税。安全区域越扩大，问题就越变成：还剩下多少兵力可以继续推进？

Village de Dieu集中体现了这一切。在Bicentenaire施压两周之后，执法力量于6月1日进入一个五年来没有任何部队涉足的街区；缴获6支突击步枪。战术上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但一名警方消息人士将这次行动描述为“基本上是一次侦察任务”，而PNH还亲手烧毁了一辆在当地受困的重型车辆，以免它落入黑帮之手。从第二天起，衡量标准就变了：谁控制出入口，谁继续保持接触，谁提供情报，哪些部队还能在别处行动？

突击部队如果留下驻守，就会丧失机动性。如果它们在无人接替的情况下撤离，武装团伙就会一条街一条街地收回空间。问题不在于在进攻与巩固之间二选一，而在于把两者组织成两种不同的职能。6月21日由镇压黑帮部队在Tabarre实施的行动，可以让人窥见一斑：封锁、搜查和清剿，随后是日夜巡逻，并用推土机清除路障。

然而，海地拥有一些稀缺的技能。近200名军人在马提尼克接受了城市作战、射击和战场急救训练；PNH也有自己的专业部队。因此，问题不仅在于有多少人，还在于把他们用在什么地方。一支花了几个月才训练出来的部队，如果另有力量可以在它身后守住阵地，就不应默认沦为一支看守部队。

这就是第一个陷阱：突破成功得足够多，以致必须把越来越多的力量固定在原地，却没有轮换体系来解放那些负责机动的部队。为撰写本文所做的访谈，揭示出第二个瓶颈，它不那么显眼，也许更为深层。它位于行动之前。

摸黑进入

多名警员，包括专业部队成员，描述了他们所受的训练：接敌时的生存理所当然地居于核心位置，即协同推进、相互掩护、对火力作出反应。他们的叙述在一点上不谋而合：其他同样必要的技能，远没有那么系统。看地图，在脑中构建地形和道路，利用航拍图像，在图上预先研究目标，目视辨认目标：并非所有参战人员都同等程度地掌握这些动作。

同样的证词还提到，任务简报缺乏条理。有时缺少一份共同查看的地形图示，缺少对行进路线、可能的障碍、通道节点和撤出口的清晰认识。有警员讲到，被派去抓捕目标的人，对目标的长相或周边环境只有粗略的了解。这些访谈并不是对PNH的审计。但它们的一致性提出了一个任何装甲车清点都无法衡量的问题：一支部队是带着怎样的共同图景进入行动的？

这个问题之所以更加沉重，是因为对手在看。多名警员报告在Bicentenaire的一些区域发现了对方的无人机；在Kenscoff，8月23日的袭击者在动手之前，曾连续数日在该镇上空飞行侦察。联合国的报告更广泛地记录了武装团伙使用商用无人机进行侦察、监视、跟踪目标和协调攻击的情况，尤其是5 Segonn。PNH自己在第一季度就缴获了6架无人机。

不对称就在这里。一支行进中的队伍，可能在尚未发现是谁在观察它之前就已被观察；一次移动就会暴露意图；一次防护不当的通信就会让整个部署曝光。懂得掩护自己仍然不可或缺，但已经不够了。必须会看地图、更新地图，把来自现场的信息和来自传感器的信息交叉比对，保护自己的通信，探测对方的无人机，并在适当的法律框架内能够对其实施干扰。这既需要战斗人员，也同样需要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电信、地理信息、图像分析、目标数据库。美洲国家组织的H-TAC项目已经在加强PNH的战术准备；下一步，是让读图、计划和保密通信成为每支部队都具备的寻常技能，而不是只有专家在场时才存在的本事。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国家的无人机。无人机首先是一种传感器。只有当图像被解读、被交叉核实、被转化为目标锁定，并传达给一支对态势有同样理解的部队时，它才有用。情报链条薄弱，精确工具就会变成错误的放大器。而错误要付出双重代价。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BINUH）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记录了打击黑帮行动中的平民伤亡，包括爆炸物无人机打击造成的伤亡。法律问题之外，每一次目标识别错误都会损害人力情报，助长对手的招募，并疏远当地居民，而要辨识人员动向、面孔和网络，恰恰需要他们的合作。精确本身就是信息优势的一部分。

第二个瓶颈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支部队丧失主动权，不仅是因为缺人。如果它比对手看得更晚、理解得更差、准备得更不充分，它同样会丧失主动权。还剩下第三个瓶颈，即使准备充分、轮换有序的部队也躲不开它。

让出的时间，留下的空间

黑帮不是一堆持枪者的存量。它是一个会招募、会敛财、会武装自己、会控制道路、会转移收入点的组织。行动一中断，它就有时间转移头目、补充储备、修复阵地，并观察执法力量的新习惯。人力情报遵循同样的逻辑，只是方向相反：持续的存在能让人熟悉街道、人流和面孔；一旦撤出，下一次行动时就得重建这些知识。

时间只是问题的一半。5月8日，BINUH统计第一季度至少有1642人被杀，并指出，尽管市中心有所进展，暴力仍在继续向阿蒂博尼特省和中部省蔓延。Kenscoff在7月遇袭，8月其中心地带又遭打击，而此时力量仍集中在市中心和Village de Dieu，这是代价最惨重的例子。这并不是说同一批团伙会机械地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而是说，一支兵力受限的部队始终要在集中与覆盖之间权衡取舍，而对手会选择它覆盖最薄弱的地方。因此必须同时追踪两条曲线：受攻击区域所承受的压力，以及覆盖较少区域的脆弱性。如果在同一时间窗口内打击多个后勤相连的据点，团伙转移人员、武器或车辆的选择就会更少。如果行动变成一个接一个、可以预料，对手就会在这里承受冲击，在那里做好准备。

三个瓶颈汇合在一起。要打击多个区域而不分散兵力，就需要有驻守部队来解放突击部队。要在恰当的时机使用这些部队，就需要共同的准备和情报。要避免出现空当，就需要一个能纵览整个战区并作出取舍的指挥机构。问题不再是某一支部队的问题，而成了整个战役架构的问题。在海地之前，别人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只是条件大不相同。

波哥大、里约、摩苏尔：三种机制，而非三个模式

2000年代的哥伦比亚、里约的贫民窟和摩苏尔，在规模、对手和资源上都与太子港毫无可比之处。援引它们不是为了照搬，而是因为那里的国家力量碰到过同样的难题：夺取一个空间是一次行动；在继续推进的同时阻止对手重返，则是一场战役。

哥伦比亚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案例，因为在那里，这一区分成了一套条令。2003年6月出台的安全政策围绕“清剿、守控、巩固”（clear, hold, consolidate）这一序列展开：驱逐武装团体；维持秩序并防止其卷土重来；重建足够的机构，使控制不再依赖士兵。这并不只是纸面上的条令。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统计，哥伦比亚军警兵力从2000年的27.9万人增至2007年的41.5万人；2004年组建了一支专门的联合部队，即“欧米茄”联合特遣部队（Joint Task Force Omega），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位于该国中部的据点打击FARC；自2007年起，La Macarena的一个军民联合协调中心统筹军队、警察、发展和司法工作。据哥伦比亚国防部统计，国家完全或部分控制的领土比例从2003年的约70%升至2007年的90%。“哥伦比亚计划”的禁毒目标并未实现，FARC也依然是一个威胁。但这种组织方式的目的，恰恰是避免一场局部胜利迫使国家在同一个地方从头再来：机动部队之所以能继续追击，是因为有其他机构在身后守住。

里约讲述的几乎是一个相反的故事。多年来，安全部队一次次突入贫民窟：武装进入，交火，撤出。从2008年起，和平警察单位（UPP）以常驻取代了突入；在鼎盛时期，9000多名警察被分派到38个UPP，人权观察指出，设有UPP的社区，警察致人死亡的案件降幅远大于该州其他地区。后来，这一计划的扩张速度超过了兵力的增长，承诺的公共服务没有跟上，滥权行为侵蚀了信任，财政危机又蛀空了整个体系。对海地而言，警示是直接的：占据一处阵地，并不等于控制了它周围的空间。当兵力不足以支撑巡逻、情报和出入口监控时，守住的哨所就成了国家在一片环境中的一个孤点，对手可以在其中随意穿行、随意观察。

摩苏尔提供了第三个教训，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海地黑帮与“伊斯兰国”相比。战役结束后发表在《军事评论》（Military Review）上的分析，揭示了一个违反直觉的现象：进攻方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推进得越深，速度就越慢，因为损耗、后勤和巩固的负担都在增加。伊拉克一些最精锐的部队在战役初期就已消耗殆尽；联军不得不数度暂停，以恢复战斗力。作者的建议是：为决定性阶段保留生力军，组织轮换，保有预备队。暂停并不是错误。问题始于一支部队的暂停变成整个战役的暂停。

三条路径，同一个终点。把职能分开，才能把它们衔接起来；不在没有纵深的情况下坚守；在投入战斗之前就想好轮换和预备队。这恰恰也是海地的时间表所说明的。问题已不再是PNH、FAd’H或它们的伙伴能否攻入一个据点。它们已经做到了。问题是要建立一套部署，让每一块收复的领土都能增强国家的控制，而不会同比例地削弱国家收复下一块领土的能力。有五项决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而没有一项是从采购装备开始的。

五项不花一辆装甲车钱的决策

第一，把协调变成对战役的指挥。由PNH、FAd’H和镇压黑帮部队共用的联合作战室，置于国家警察最高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负责形成共享的态势图，确定优先事项，安排行动序列。作战室的负责人不仅要对一次行动的成败负责，还要对这次行动让后续行动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负责。

第二，在任何重大行动之前强制执行最低准备标准。任务简报不能仅仅是提醒队员协同推进、相互掩护。各部队要共享对地形的认识、对目标的辨认、各种限制条件、职责分工、通信安排，以及情况变化时的备选方案。读图和地理数据的运用应成为基本技能，并在训练中持续保持。

第三，在突破之前就规划好接替。专业部队负责突破；其他部队负责坚守；情报力量留下来；调查人员和司法官把逮捕和缴获变成案卷；行政机构重新回来。守持计划要在突击部队进入之前就已制定，并配备所需的兵力和后勤，免得每一场胜利都变成又一批被拖住的兵力。

第四，建立一条信息优势链。人力情报、地图测绘、图像分析、保密通信，以及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对无人机的探测与干扰。这条链让工程师、信息技术人员和分析人员与部队协同工作，包括通过与大学和技术学校建立有组织的合作关系。

第五，改变衡量指标。行动次数、被清除的人数或缴获的武器数量都不够。指挥机构要跟踪的是：大规模行动之间的间隔，收复地点实际受控的时长，同时保持施压的区域数量，团伙卷土重来时重新占领所需的时间，以及情报转化为决策的速度。这些指标首先用于指挥战役；其中一部分可以汇总后公布。

有待夺回的决定权

选举日程又增加了一个时间节点：7月27日，临时选举委员会（CEP）将第一轮投票定在12月13日，第二轮定在2027年2月21日，前提是安全环境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一场将直接重新考验国家权威的选举日益临近，安全将不再以行动的强度来衡量，而要看能否让收复的成果持久。

因此，本文的分析并不以要求增加装甲车、无人机或士兵作结。Kenscoff遇袭之时，警察预算正在增加，一家私营公司已经签约，一支国际部队正在部署。海地已经有人能够进入几年前国家还进不去的地方。它有能打仗的部队，有重新进驻阵地的军人，有令武装团伙畏惧的技术，有愿意提供更多支持的伙伴。尚待证明的事更难：把这些分散的手段转化为公权力。

因为，一个国家收复首都，不是在它的装甲车开到街道尽头的时候。而是在这样的时候：进去的警察知道自己会碰到什么；留下的人可以被换下来；情报走在突击之前，而不是跟在后面；国家的通信比它所打击的对手更不易被攻破；司法跟在警察后面回来；下一次行动在对手弄懂上一次行动之前就已开始。

这才是夺回主动权。也正是在这里，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要保持这种连续性，就必须作出选择：在哪里集中力量；哪些部队作战，哪些部队坚守；像投资武器一样认真地投资于制图人员、工程师和通信系统；让PNH、FAd’H和伙伴们围绕一场战役，而不是围绕各自的机构来组织；衡量胜利，不看发布了多少公报，而看有多少领土是国家第二天、下一周、六个月后都能回去、无需再次收复的。这些选择不归登上装甲车的警察来做。它们归当权者来做。

多年来，海地一直生活在一种几乎已习以为常的颠倒之中：决定哪些道路开放、哪些街区可以进入、什么时候可以通行、哪些企业能够运转的，是武装团伙。它们控制的不只是领土。它们分配时间，分配许可，也分配禁令。收复始于这一决定权易手之日。衡量它的，不是装甲车下一次成功开进哪个街区，而是国家能够自己决定在哪里进入、在哪里留下、在哪里通行、接下来在哪里打击的那一天，而对手再也无法安坐等待它耗尽力气。

主权不是插在收复阵地上的一面旗帜。它是一种能力：让今天收复的东西，明天永远不必再收复一次。

方法说明

本文的时间线经以下公开来源交叉核对。Bel-Air，2025年12月30日：PNH 12月31日公报，《Le Nouvelliste》。Bercy，1月2日：PNH，《Le National》，Juno7。Delmas 6，1月14日：PNH，《Le Nouvelliste》，路透社。Delmas 2，1月19日：《Le Nouvelliste》。Carrefour-Aéroport：警察分局于2月7日重新开放（美联社）。Marassa、Duval、Santo 25，3月1日；Martissant，3月中旬：《Le Nouvelliste》3月2日和23日报道。第一季度总结（32次行动，46支步枪，19支手枪，6架无人机）：PNH 3月25日新闻发布会。FAd’H：《Le Nouvelliste》3月25日和4月29日报道；部长视察市中心各处地点：iciHaïti，6月6日。Village de Dieu，6月1日：PNH，《Le Nouvelliste》，Rezo Nòdwès。Tabarre，6月21日：镇压黑帮部队指挥官7月20日向安理会所作的通报。在马提尼克受训的军人：Outre-mer la 1ère，2026年8月。选举日程：CEP 7月27日公报。Kenscoff，8月23日至24日：47人被杀、22人在一座教堂内遭处决、50多人被绑架、2600人流离失所的统计（美联社，《Haitian Times》，《Le Nouvelliste》，联合国秘书长）；此前7月4日至9日的袭击（联合国）；无人机侦察情况据《Le Nouvelliste》报道。“近118次行动和巡逻”这一数字由《Gazette Haïti》于5月27日报道；本文将其保留为活动量指标，而非攻势次数的统计。

哥伦比亚部分，兵力、条令、“欧米茄”联合特遣部队、La Macarena和领土控制的数据，均来自GAO-09-71号报告（2008年10月）。里约部分：人权观察，《Good Cops Are Afraid》（2016年）。摩苏尔部分：Thomas D. Arnold和Nicolas Fiore，《Five Operational Lessons from the Battle for Mosul》，《军事评论》，2019年1月至2月号。关于武装团伙的无人机：报告S/2025/420、S/2025/597和S/2026/32。

关于行动准备的段落，依据的是对多名警员（包括专业部队成员）的直接访谈，受访者身份不予公开。这些访谈既不构成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也不是对培训项目的审计；只有在多人叙述一致时才予采用，相关表述也限定在这些证词所能证实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