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摊贩并非不守法：他们遵守的是霍特林、萨洛普和克鲁格曼的法则

三四个星期以来，Delmas和佩蒂翁维尔清理街头摊贩的行动再度展开，而且力度更大。本文借助百年来先后确立的三个经济模型说明，这些行动会像以往每一次那样失败。原因不在于缺乏政治意志，而在于它们没有触及这一现象的任何一个真正成因。随后，本文提出五项措施，这些措施才是作用在正确参数上的。

有目共睹，却无人解释

三四个星期以来，相关画面四处流传。在Delmas 19、Delmas 31，以及佩蒂翁维尔的市场和旧公墓一带，市政人员正在清理摊位。摊具被没收。官方声明一份接一份。人行道会空上几个小时，有时几天。

然后，摊贩又回来了。

对这几年一直关注局势的人来说，这毫不意外。这个循环已经重复了几十年，规律得分毫不差。当局出手。摊贩离开。摊贩回来。从头再来。官方市场被拿来当作解决办法。没有人在那里长久落脚。于是又从头再来。

本文要问的问题很简单：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驱逐行动总是失败，无一例外？通常的回答是：不够严厉，手段不足，或者文化上对秩序的抗拒。这个回答是错的。这些人行道上发生的一切，遵循的是科学近一个世纪以来确立的经济法则。这些法则精确，可以检验，而且准确预言了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形：任何治标不治本的政策，都必然失败。

在进入模型之前，出于学术上的诚实，有一点必须交代。海地的经济学文献已经开始记录这一现象。Lamaute-Brisson（2002）对太子港都会区的这一现象做出了第一项严谨的分析。Aspilaire（2014，2017）测算出，2007年非正规部门占海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57%，此后这一比例有增无减。Jean-Gilles和Paul（2023）揭示了安全危机如何在城市空间里重新分布这些活动，却没有使之减少。这些研究确立了这一现象的规模。下面的分析则试图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揭示它的内在机制。

均衡是驱逐不走的。要么重塑它，要么承受它。

决策者忽视的三条经济法则

有三个经济模型，把它们串在一起，就能解释在这些人行道上观察到的一切。它们出自1929年至1991年间的几位经济学家之手，这些人想的并不是海地，研究的问题表面上也大不相同。但它们的结论用在这里，其精确程度应当让每一个制定公共空间管理政策的人深思。

这三个模型各自回答一个不同的问题。为什么摊贩总是聚在同样的地方，而不是分散开来？为什么他们总是人数过多，即便收入少得可怜？又为什么，不管用多大的力量驱赶，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回来？三个问题，三个答案，一个共同的结论。

第一条法则：顾客在哪里，摊贩就去哪里（霍特林，1929）

下面这个场景，人人都熟悉。你经过Delmas 32的路口。那里有十五个摊贩。你经过Delmas 19的路口。那里有二十个。离开这些干道，摊贩就少得多。为什么会这样扎堆？这些摊贩为什么不分散到整个街区，免得彼此竞争？那样才合乎逻辑，不是吗？身边的竞争者少了，潜在的顾客就多了。

恰恰是这种直觉，被美国经济学家哈罗德·霍特林在1929年证明是错的。他的推理是这样的。一个想买东西的顾客，挑选摊贩时并不只看价格。他依据的是总成本：商品的价格，加上走到摊贩那里的成本。这种移动成本，就是耽误的时间、花掉的车费，有时还有风险。而在海地，这项成本格外高：道路难行，交通昂贵，治安又是一重负担。具体来说，这意味着海地顾客在家附近买东西，不是图方便，而是因为换一种做法，代价确实太高。

霍特林把这一推理写成了公式。在一条城市干道上（比如Delmas 19至32这一段），每位顾客都会选择让自己总支出最小的那个摊贩：

通俗解读：位于t处的顾客，会选择价格（p）加路程成本（τ乘以距离）最低的那个摊贩i。符号τ（tau）表示每走一米的成本。这项成本越高，顾客就越倾向于选择最近的摊贩，哪怕价格稍贵一些。

霍特林的结论有违直觉，却经过了严格证明：在这些条件下，摊贩不会分散。他们会彼此靠拢，向顾客最多的那个点汇聚。不是因为他们事先商量好了，也不是因为他们随大流，而是因为任何离开这个点的摊贩，都会立刻把顾客拱手让给留在原地的人。如果摊贩A往左挪，摊贩B就会拿下A右边的全部顾客。所以，A没有任何理性的理由挪动。

这就是为什么，在Delmas 19的学校门口、Delmas 31的路口或机场路口摆摊的人，选中这个位置既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存心跟当局作对。他找到的是顾客经过的地方。驱逐他，就是逼他离开这个地方。可是地方本身不会挪动。顾客照样从那里经过。于是摊贩又回来了，或者另一个人顶了他的位置。驱逐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就是在那里买东西。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官方市场即便建得不错，也吸引不了街头摊贩。问题不在于市场的质量，也不在于客流。问题在于位置。这些市场建在有空地的地方，而不是人们经过的地方。摊贩搬进去，就等于主动放弃自己的客源。没有哪个理性的人会这么做。

第二条法则：只要可以自由进入，人总是太多（萨洛普，1979）

霍特林解释了摊贩在哪里落脚。第二个问题关乎数量。为什么这些人行道上的摊贩如此之多？为什么一个已经饱和的位置，还会吸引新人加入？又为什么，尽管已经饱和，收入却还是低得仿佛没有一个人真正能靠它谋生？经济学家史蒂文·萨洛普在1979年回答了这些问题。

他的解释可以归结为几个简单的步骤。设想一个热闹的路口，第一个摊贩来了。他生意不错，赚到了钱。第二个人看在眼里，也来摆摊。他也赚钱，由于两人分享客源，比第一个人少一点，但终究是赚的。第三个人来了。接着是第四个。每个新来者都必然压缩此前所有在场者的客源份额。这一过程只有在无利可图时才会停止，也就是收入刚好抵得上成本的时候。这就是糊口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摊贩的利润可以写成：

解读：每个摊贩的利润（π）等于其毛利（价格p减去成本c）除以摊贩人数n，再减去初始投入F（货物、摊具）。n越大，每人分到的份额越小。当利润降到零，也就是再无利可图时，新摊贩便不再进入。

这个公式道出了一个在海地公共辩论中很少听到的道理。街头摊贩穷，不是因为他们懒，也不是因为他们活儿干得不好。他们穷，是因为市场结构本身：任何人都可以不办任何手续就摆摊，这就注定他们要分食一份不可能无限扩大的客源。Aspilaire（2014）以实证数据证实了海地的这一结论：无论在非正规部门干了多久，收入都会向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收敛。

在海地，情况之所以极端，是因为进入壁垒为零。没有真正执行的商业登记，没有名副其实的营业执照，也没有最低资本要求。任何人随时都可以摆摊。用模型的语言来说，初始投入F接近于零。于是，均衡时的摊贩人数变为：

解读：当F趋于零（进入毫无壁垒）时，均衡人数会变得非常大。当τ很高（顾客不愿走动）时，这个数字还会更大。在海地，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此式仅作示意，由自由进入下的零利润条件推导而来。

萨洛普最重要的发现不在公式本身，而在于他随后证明的结论：均衡时的摊贩人数，恰好是对所有人（卖家和买家都算在内）最有利的人数的两倍。一个想让集体福利最大化的规划者，只会选择其中的一半。自由进入自发地制造出多出一倍的摊贩，每个人挣到的只有本可以挣到的一半。这不是海地特有的现象。这是一条普遍法则。

这对驱逐行动的直接含义是：驱逐清除了一些摊贩，却没有改变进入市场的条件。F仍然为零。需求依旧集中在同一个路口。均衡没有改变。压力一旦解除，新的进入者就会恰好填满留下的空缺。人行道恢复到和从前一样的拥挤程度，有时还是原来那些人，有时换了别人。

第三条法则：一个地方越活跃，就越能吸引经济活动（克鲁格曼，1991）

前两条法则说明了摊贩在哪里落脚，以及他们为什么人数过多。第三条法则解释的，是连细心的观察者也会感到困惑的现象：为什么这些格局如此牢固，以至于在高强度、反复进行的行动之后，还能完整地重建起来？为什么安全危机没有缩小非正规部门，而只是把它的集聚点转移到了其他干道上？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于1991年给出了答案。

他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观察：在经济中，各种活动往往集中在空间的某些点上，而且这种集中会随着时间推移自我强化。为什么？因为热闹的地方能提供冷清的地方给不了的好处。在一个有二十个摊贩忙碌的路口，价格人人知道，批发商直接送货，顾客习惯了来这里，摊贩之间借助“sol”互助会相互提供信贷。冷清的路口，这些一样也没有。每多一个摊贩在热闹的地方落脚，这里对后来者就更有吸引力。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良性循环，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自我强化的均衡。

克鲁格曼用下面这个指数，来衡量两个区域的相对吸引力（比如热闹的人行道与官方市场）：

解读：ω比较两个区域，即中心区（c）和替代区（p）。Y衡量各区域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也就是前来购物的顾客。φ衡量商业可达性：供货商、习惯、人脉网络。σ衡量顾客从一个摊贩转向另一个摊贩的难易程度。当ω大于1时，中心区胜出。而它胜出得越多，吸引力就越大，优势也随之扩大。

这个公式捕捉到的东西，对于理解驱逐为何失败至关重要。一次清场行动会暂时打乱一个路口的均衡，但对于让这个路口具有吸引力的那些参数，它丝毫没有改变：顾客照样从这里经过，批发商照样往这里送货，购物习惯也不会在一天之内改变。压力一松，所有这些力量就会重新占上风，原有的格局随之重建。

Jean-Gilles和Paul（2023）在海地实地直接观察到了这一机制。近几年的安全危机没有使非正规部门萎缩，而是改变了它的地理分布：一条干道变得危险，摊贩就转移到另一条干道，让向心力在那里重新发挥作用。均衡移动了。它并没有瓦解。

同样的机制也解释了，为什么官方市场即便有相当多的买家光顾，也很难吸引街头摊贩。它们的ω指数低于热闹的人行道，因为它们位于人流最大的干道之外，也享受不到大路口上日积月累形成的信贷和信息网络。要让官方市场对摊贩真正有吸引力，它的ω就必须超过与之竞争的人行道。这不是一纸法令就能办到的。

镇压让均衡移位。它瓦解不了均衡。只有改变根本条件，才能做到这一点。

每一次驱逐的真实代价

我们刚刚看到的三条经济法则，解释了驱逐为什么行不通。还需要更进一步，评估驱逐在相关家庭中具体摧毁了什么。

对绝大多数海地街头摊贩来说，这门生意不是补充收入。它就是收入本身。国际劳工组织（2020）估计，在海地，超过80%的非农就业属于非正规部门。对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而言，一旦人行道被夺走，并没有哪个正规雇主在等着他们。从经济学上看，他们家庭所受的约束可以写成：

解读：家庭能够支出的部分，即商品价格乘以消费数量，由两个来源支撑：替代工资w（如果有的话），以及街头买卖的利润。在海地，对大多数街头摊贩来说，w接近于零。街头的利润一旦消失，一切都没了。

驱逐不会逐步削减这份预算，而是一刀切断：没有预先通知，没有补偿，也没有替代出路。“非正规就业妇女：全球化与组织”（WIEGO）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十座城市开展的研究（Roever，2014）记录到，清场行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家庭收入会立即大幅下滑。就海地而言，这类纵向数据尚不存在；海地的经济研究应当优先填补这一空白。

数字同样显示不出的，是那些维系这些家庭生存的非正规网络遭到的破坏。摊贩不是孤立的个人。他们通过sol互助会互相借钱。他们互通Croix-des-Bouquets批发商的进货价。他们彼此为小额交叉信贷作保，一起熬过生意惨淡的几周。拆掉一个街头市场，就是拆掉这张网络；而重建它需要时间和资源，最脆弱的家庭通常两样都不具备。

从全国层面看，情况更加复杂。正如下表所示，这个部门扮演着极具两面性的角色：

非正规部门的贡献与代价：五个维度。资料来源：Aspilaire（20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Loayza和Rigolini（2011）。

Loayza和Rigolini（2011）把这一悖论形式化了：非正规部门既是贫困家庭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安全网，又是长期拖累全国生产率增长的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估算，这种不受监管的非正规状态，长期代价为每年1.5至2.5个GDP百分点。因此，出路不在于消灭这个部门（那无异于拿走数十万家庭仅有的缓冲），而在于创造条件，让它逐步转向生产率更高的活动形式。

其他国家换了一种做法

好几个国家都曾面对同样的局面，并找到了真正作用于正确参数的对策。这些例子不是可以照搬的药方，而是例证：从正确诊断出发的政策，具体能带来什么。

1968年的新加坡，很像今天的太子港：数以万计的流动小贩，自由进入市场，收入仅够糊口，与当局冲突不断。政府没有加码镇压，而是兴建了113座小贩中心（Hawker Centres）。这些有顶棚的场所按照霍特林的逻辑，设在需求最旺的地方，租金要付，但负担得起。租金设置了进入壁垒，在萨洛普的模型里就是F变为正值，摊贩人数随之自动回落到社会最优水平，全程没有一次驱逐。一份可续期的三年特许经营证，以一项可以正规化的资产，取代了朝不保夕的处境。如今，这些场所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年至2015年间，阿克拉试行了一种更简单的办法：一天之内发放一个识别编号，不立即附加纳税要求，凭此即可使用地面上标示出的合法摊位。Lindell和Appelblad（2009）记录了结果：摊贩与当局之间的冲突减少了40%；由于更容易获得小额信贷，登记摊贩的收入增加了25%；原先毫无地方税收的地方，出现了地方税收。最低限度的登记，让一项原本看不见的资产变得可见，从而打开了获得正规信贷的通道。

墨西哥城在商贩协会与市政府之间建立了制度化的谈判，议题涉及区域、时段和卫生条件。这正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阐述过的理念：由空间使用者自己制定的规则会得到遵守，从外部强加的规则则会被规避。安塔纳斯·莫库斯治下的波哥大（1995年至2003年）又增添了一个维度：改造公共空间需要合法性，而不仅仅是强力。

海地商贩抵制规则，并非出于无政府主义。他们抵制，是因为从来没有哪一个关于可信替代方案的承诺得到兑现。

触及真正成因的五项措施

以下五项措施，直接源自上述三个模型。每一项都改变一个被驱逐行动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的具体参数。没有一项需要巨额资源。每一项都要求先弄懂问题，再动手干预。

1. 先绘制需求地图，再动手建任何东西

霍特林的逻辑很清楚：官方市场只有设在顾客经过的地方，而不是有空地的地方，摊贩才会使用。如今，海地没有一个市政府掌握精细的行人流量地图。由海地统计与信息研究所（IHSI）与相关市政府合作，在目标区域开展一项为期90天的调查，费用估计在15万至20万美元之间：这是任何连贯干预的前提。

2. 在合适的地点兴建有顶棚的市场

以新加坡模式为蓝本：建造轻型、有顶棚、配备供水和卫生设施的建筑，设在调查所确定的需求集中点。同时收取租金，以形成必要的进入壁垒，使摊贩人数向社会最优水平收敛。萨洛普模型的指示性规则给出了这一租金的数量级：

解读：最优租金随移动成本的上升而增加，随目标摊贩人数的平方增大而降低。精确校准需要行人流量调查的数据。

3. 一天办妥的摊贩证

一份正式的占用凭证，附照片和唯一编号，只收取象征性费用，赋予持有人三项权利：免遭任意驱逐的保护、获得小额信贷的渠道，以及参加卫生培训的机会。这份凭证把一项看不见的资产变成了一项被承认的资产。它设置了最低限度的进入壁垒，使F变为正值，从而自然地缓解人行道的过度拥挤，无需任何警察行动。

4. 依法获得承认的街道委员会

委员会由摊贩、沿街居民和一名市政代表组成，负责共同商定营业时段、人行通道的宽度、垃圾处理和摊位轮换。奥斯特罗姆的经验已在几十个国家得到验证：人们自己制定的规则，他们会遵守；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规则，他们会绕开。一小时的谈判，成本远远低于一次清场行动及其后续。

5. 把正规化的成本降到关键门槛以下

Djankov等人（2002）证明，一旦正规化的成本超过约两周的收入，就没有人会去正规化：理性的算计会把人引向非正规状态。在海地，这项成本相当于一个小摊贩好几个月的收入。目标很简单：通过市政一站式窗口、大刀阔斧地精简手续，以及对新登记者给予24个月的税收宽限期，把它降到两周收入这一门槛以下。

未来几周将会证实的事

几周来在Delmas和佩蒂翁维尔展开的行动，将沿着三个模型预言的剧本走下去。人行道会空出来。然后又会重新挤满。这不是一种观点：这是霍特林自1929年以来就预言了的，萨洛普自1979年以来就证明了的，克鲁格曼自1991年以来就解释了的。这也是Jean-Gilles和Paul（2023）在海地实地以实证证实了的。

问题不在于摊贩会不会回来。他们会回来。问题在于，这一次，海地当局是否愿意承认：这个结果不是执法的失败，而是一项无视经济法则的政策可以预见的结果。几十年来，同样的干预一再重复，结果也一再相同。这一方针延续至今，体现的不是国家的强大，而是缺少一个与这一现象相适应的分析框架。

海地并非注定困在这个循环里。只要它还没有决定去理解而不是去镇压，它就注定要一再重复这个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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