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失血：黑帮在2024年毁掉了4亿至9亿美元的人力资本

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述人类的悲剧，有时能揭示一些真相，单凭情感，无法让人以同样的力度听见它们。本文尝试把人力资本的评估方法，应用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记录在案的2024年海地5600人死亡，由此得出一个区间：蒸发的生产性财富为4亿至9亿美元，相当于国家预算的20%至45%。这一区间之宽，本身就说明了此类估算所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

方法论基础：在概念传承与坦承的局限之间

这种对被毁人力资本加以评估的做法（若否认它既引发了真正的伦理问题，也引发了方法论问题，那就是不诚实的），植根于一个思想传统，有必要简要追溯这一传统的谱系。托马斯·C. 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在《The Life You Save May Be Your Own》一文（《The Public Interest》第15期，1968年春季刊，第127-136页）中，为后来被称为“统计生命价值”（VSL）的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洞见由Ezra J. Mishan在《Cost-Benefi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伦敦，George Allen & Unwin，1971年，第17章）中加以形式化，随后由W. Kip Viscusi系统化，尤其见于《The Value of Life: Estimates with Risks by Occupation and Industry》一文（《Economic Inquiry》第22卷第1期，1984年1月，第29-48页）。

然而，必须一开始就承认（这一承认是任何严肃分析不可缺少的前提），把这些方法用于海地的情形，会遇到相当大的方法论障碍。VSL按Viscusi的构想，是以对“风险溢价”的观察为基础的，也就是劳动者在运转正常的劳动力市场中所接受的那种溢价。可是，海地统计与信息研究所（IHSI）估计，海地60%的经济活动属于非正规部门¹，这种方法又怎么能移植到这样的经济中去呢？

这一困难促使我们倾向于另一种思路，即贴现人力资本法，Michael W. Jones-Lee尤其在《The Economics of Safety and Physical Risk》（牛津，Basil Blackwell，1989年，第3-4章）中对它加以发展。这种方法虽然看上去不那么精致，却有计算透明、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情境的长处。

估算过程：在必要的近似与坦承的不确定性之间

基础计算以海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依据，世界银行现有的最新估计将其定为2024年的2143美元²，再乘以平均预期剩余生产年限。后一个变量是我们这项测算中第一个重大的不确定性来源：由于缺乏关于受害者年龄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准确数据（这一空白恰恰是国家统计能力崩溃的症候），我们不得不进行外推。

关于中美洲城市暴力的现有研究表明，受害者集中在15至34岁的年龄段。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在其《Global Study on Homicide 2023》（维也纳，2024年，第47页）中指出，这一年龄组占该地区凶杀案受害者的55%至70%。我们假定海地受害者的年龄中位数为25岁（这是一项外推，我们明确承认其为外推），这相当于35年的剩余生产年限。

基本算式（5600人死亡 × 2143美元 × 35年）得出4.2亿美元直接蒸发的人力资本。

乘数效应：在凯恩斯理论与海地现实之间

这样一种人力资本损失所产生的实际经济影响，必然超出个人生产性贡献的简单加总。凯恩斯乘数效应（这一概念阐发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告诉我们，每减少一个单位的收入，就会按公式1/(1-c)引起总需求的累积性收缩，其中c代表边际消费倾向。

对于加勒比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通常把边际消费倾向定在0.75至0.85之间³，这在理论上意味着乘数为4至6。若机械地套用到我们4.2亿美元的基数上，总影响将达到17亿至25亿美元，在一个规模为200亿美元的经济体中，这样的数额显然有悖常识。

这一外推暴露出把凯恩斯模型机械套用于海地经济的局限。在一个进口造成的“漏出”十分巨大、非正规货币流通与正规银行体系并存、暴力本身还在割裂经济网络的国家，怎么能应用经济循环一体化的假设？

因此，由于缺乏针对海地情形的实证数据，我们有意采用一个保守的乘数，取值在1.2至1.8之间。这个区间反映了我们对海地经济中带动效应真实规模的不确定。

分部门的粗线条勾勒：坦承其为外推

由于缺乏关于受害者社会经济状况的官方数据，我们只能通过类比来估计，而这类估计带有高度的推测性，这一点必须一开始就强调。我们依据在海地开展工作的人道主义组织的实地报告，以及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的分析⁴，勾勒出一种分部门的分布，其中每一个百分比都应理解为粗略的近似。

我们假定（这个词并不为过）45%的受害者来自非正规部门，这一假定依据的是如下逻辑：这个部门按世界银行的说法约占海地经济活动的60%，同时也集中了最容易遭受城市暴力的人群（街头商贩、运输从业者、手工匠人）。

把25%的受害者划归农业部门，依据的是这样一个观察：暴力已蔓延到农村地区，尤其是在阿蒂博尼特。其余30%，我们的外推表明大致可分为：正规服务业（15%，教师、公务员、医务人员），纺织业（5%，该行业因地理位置高度集中而格外易受冲击），以及由非劳动力人口、失业者或学生构成的剩余类别（10%）。

这些方法论上的保留，不应掩盖这项测算的用处；恰恰相反，它们是这项测算成立的条件。因为重点不在于给出一个确定的数字，而在于照亮一个迄今未被量化的经济现象的数量级。

最终评估：一个不确定性区间

经过这一系列近似推算，我们的评估把2024年的人力资本损失定在4亿至9亿美元的区间，相当于海地GDP的2%至4.5%。这一幅度之大（习惯于数字确定性的读者或许会为之吃惊），如实反映了我们对冲突状态下海地经济的认识水平。

下限（4亿美元）对应的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评估，仅限于直接人力资本（4.2亿美元），并按受害者年龄和背景方面的不确定性作了下调。上限（9亿美元）不仅包含乘数效应（1.8），还包含对因技能与技艺流失而产生的替代成本的一种近似估计。

这个区间，对追求精确的人来说也许并不令人满意，但它毕竟提供了一个初步的量化认识：一场迄今只从人道主义这一个棱镜去把握的悲剧，其经济规模究竟有多大。

累积效应：六年的失血

将这项分析延伸到2019至2024年，并照例做出因数据质量逐步恶化而需要的一切审慎处理，则六年累计的成本介于15亿至40亿美元之间。从2019年估计的约5000万美元，到2024年的4亿至9亿美元，这一上升勾勒出一个国家的轨迹：它陷入了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在《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章）中所称的“冲突陷阱”。

这些数量级，无论多么粗略，都把人力资本的逐步侵蚀放进了一个比较的视角：它相当于全国2至5年的税收收入，或者说相当于所获国际援助的3至10年。

结语：一项必要测算的局限

走到这次评估尝试的末尾，有必要回过头来谈谈它的局限，也谈谈它的启示。我们尝试对一个未被计量的现实作出数字上的近似，尝试把为发达经济体设计的方法用于极端碎片化的环境，尝试依据残缺的数据外推出必然脆弱的结论。

我们的每一项假设（受害者的年龄中位数、部门分布、经济乘数），都值得做专门的实证研究，而开展这样的研究，我们缺乏手段。这一幅度（4亿至9亿美元）反映了海地经济的结构性不确定性，我们把这种不确定性视为这项测算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方法论上的失败。

然而，这项探索性评估所揭示的数量级，令人不得不正视。它表明，海地每年因暴力而损失的人力资本，相当于数个百分点的GDP；这种人力资本的累积性毁损，是以国家的未来为抵押，其后果远远超出它所代表的一桩桩个人悲剧。

这些数字尽管并不完美，却为海地和国际社会的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初步的量化认识：一场迄今只用人道主义指标来衡量的危机，其经济规模究竟有多大。它们表明，不作为同样有其代价，而这一代价如今已可部分地量化；也表明，即使抛开道德上的迫切要求，仅凭严格的经济核算，对安全的投入也可能是说得通的。

在这里，计量经济学并不自诩能概括海地的悲剧。它只是照亮了悲剧中一个迄今被忽视的侧面，怀着任何量化生命的尝试都应有的谦逊，以及唯一能使这类近似推算具有正当性的严谨。

1. 海地统计与信息研究所（IHSI），《Enquête sur l’emploi et l’économie informelle》，太子港，2020年。

2. 世界银行，《Haiti Overview》，2024年10月更新，可在worldbank.org查阅。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Western Hemisphere》，2024年10月，第2章。

4. 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Haïti : Gouverner ou Subir》，拉丁美洲/加勒比报告第97号，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