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或一场错位的审判

自2025年5月起，工资高级委员会的报告就一直搁在行政当局的案头，却迟迟没有一纸政令来确定其效力¹。纺织业的女工和男工都在等待，自2022年2月以来，他们的工资标准只调整过一次。他们时断时续地上街抗议，有时遭到严厉镇压。与此同时，公共讨论一成不变，始终围着同一组陈旧的对立打转。

一方是可以称为古典派的解读：最低工资定得过高，会摧毁就业、助长通胀，因为它迫使企业要么裁员，要么提价以弥补成本。另一方是凯恩斯主义的解读：如果公共政策不支撑最脆弱家庭的购买力，需求就会崩塌，并把整个经济的活力一并拖垮。十五年来，这两种解读在海地的辩论中你来我往。每一轮动员都重复着同样的论点、同样的交锋和同样的结局：一次名义上的调整，追赶着早已扎根的通胀，却永远追不上。

这种对立的好处是一目了然，坏处是基本上文不对题。近三十年来，现代经济学研究已经抛弃了这种二分法，转而关注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如果一个雇主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上近乎垄断，因而能够把工资压到应有水平以下，会发生什么？一个工人另找工作要付出多大代价，在能够离开之前，他得忍受多久的低薪？在一个以非正规经济为主的国家，居于少数的正规部门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行一项工资规范？正是这些问题切合海地的现实，也恰恰是这些问题，本地的辩论从未触及²。

本文试图让数字各归其位。为了有条理地推进，全文围绕六个简单的问题展开。过去十年，最低工资标准是真的提高了，还是只是看上去提高了？如果确有上涨，它是否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要为大家都在承受的通胀负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海地的通胀又从何而来？既然如此，这场辩论为何十五年来一直原地打转？具体应当做些什么，按什么顺序做？最后，本着诚实的态度：这项分析没有证明什么，因而不能从中推出什么？本文依次讨论这些问题，依据的是2014年以来可获得的月度数据，以及若干计量经济学检验，我们会在行文中花时间逐一解释³。

1. 最低工资真的提高了吗？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必须先引入一个简单却关键的区分。谈到工资，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衡量。名义工资，是工资单上印着的数额，按现价古德计。实际工资，则是在考虑物价上涨之后，这笔钱能买到的东西。如果工资从100古德涨到150古德，而同期物价翻了一番，那么即便名义工资上涨了50%，这名工人实际上也比以前更穷了。因此，任何认真考察工资长期变化的分析，都必须经过这道校正。而海地的辩论几乎总是用现价古德说话，由此制造出一种挥之不去的错觉。

纺织业最低工资适用于出口代工业，在工资高级委员会的分类中，术语上称为A类（Segment A）。它的历史由一次次零星的调整构成。2009年9月，俗称“Benoît法”的法律定下了每日200古德的门槛。此后的调整间隔不一：2014年4月调至240古德，2017年350古德，2018年10月420古德，2019年11月500古德，2022年2月685古德，另有建议自2025年4月起执行的1000古德⁴。截至本文所用资料的日期，最后这一标准尚未以总统令的形式正式颁布：工厂实际执行的工资仍为每日685古德。建议标准与实际执行标准之间的区别很重要，下文还会多次提到。

剔除通胀之后，这种名义上的增长还值多少？表1根据海地统计与信息研究所（IHSI）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月度序列，重建了实际工资。方法是：按惯例把2014年1月的工资设为200个单位，然后逐月重新计算，相对于这一起点，当时有效的标准能买到多少东西。数值为100，意味着实际工资自2014年以来减少了一半。数值为200，意味着其购买力保持不变。介于两者之间的数值，衡量的都是损失。

表1　纺织业最低工资（A类），按现价古德和不变购买力计

资料来源：工资高级委员会（第1至第8号报告），IHSI（《Coin de l’IPC》公报，2017-2018年=100），海地共和国银行（BRH，海地央行）。“实际最低工资”一栏使用重建的CPI（2014年1月=100），由IHSI公布的同比通胀率链式推算而成。截至撰稿之日，2025年4月的建议标准尚未以政令形式颁布。作者计算。

资料来源：IHSI、BRH、工资高级委员会、各国劳动部。作者计算。

结果毋庸置疑。2014年调整之后，实际工资略有上升，2017年前后达到最高点247个单位，随后持续下滑。到2022年2月调整前夕，它已跌至156个单位。调至685古德后，购买力短暂回升到213个单位，但这一回升随即被通胀侵蚀，2023年通胀率一度高达48%。2024年底，实际工资降至87个单位，即与2014年相比，购买力损失了56%。如果1000古德的建议标准得到执行，实际工资将在2025年4月暂时回升至126个单位。若不执行，则停留在86个单位。在最有利的情形下，侵蚀会在随后几个月重新开始，实际工资到2025年底为102个单位。在这一有利情形下，十年的累计损失达49%；如果685古德的现行标准继续有效，则达57%。

这就是第一个答案，一个事实层面的答案。自2014年以来，纺织业最低工资的购买力大约减少了一半，尽管按现价古德计算，它增加到了原来的五倍。这种侵蚀之所以在公共讨论中并不显眼，是因为那里的比较总是以现价古德进行。从685古德提高到1000古德，看上去是一次可观的增长，名义涨幅达46%。但根据所采用的估算方法，2022年2月至2025年4月间的累计通胀在140%左右。因此，执行建议标准所带来的补涨，只能弥补约三分之一的损失。被一些评论者说成社会进步的2025年标准，所恢复的不过是一部分购买力，而这部分购买力本身也只是2009年水平的一部分。在这里，修辞上的功夫全由货币幻觉包办了。

2. 这一上涨要为通胀负责吗？

如果接受上面的结论，紧接着就会冒出那个占据了公共辩论大部分篇幅的问题：这份艰难追赶通胀的工资，本身难道不正是通胀的一个重要成因吗？这个论点符合直觉。工厂必须给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就会把这部分上涨转嫁到价格上；这些价格又进入家庭的消费篮子，家庭于是要求新一轮的工资调整。这就是所谓的物价-工资螺旋。这一命题颇具诱惑力，却经不起海地月度数据的检验。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采用了三项相互独立的检验，每一项都出自不同的逻辑。如果螺旋假说成立，这三项检验应当殊途同归，共同证实它。然而，它们恰恰殊途同归地否定了它。

第一项检验：统计回归

简单地说，回归是一种计算，用来衡量多个因素对同一变量的影响，衡量每个因素时，其他因素都保持不变。就我们的问题而言，被解释变量是月度通胀。候选因素包括：古德对美元的贬值，最低工资的变动，以及上月的通胀值（它衡量的是惯性，即通胀从一个月延续到下一个月的倾向）。

基于覆盖2015-2025年的120个月度观测值，回归得出的结论是：一旦考虑了另外两个因素，最低工资的变动对预测通胀不提供任何统计上显著的信息。对不同滞后期（调整当期，以及调整后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的最低工资系数进行联合检验，结果显示，所观察到的效应纯属偶然的概率为0.51。在统计学上，只有当这一概率降到5%以下，一个效应才被认为是可信的。而这里是51%，高出十倍。在这个回归中，最低工资的信息含量与抛硬币无异。

这里有两点技术说明。第一，所采用的模型设定把通胀的滞后值列为解释变量。这样做恰好对应我们所提的问题：在价格自身的动态之外，最低工资是否提供了额外的信息？其结果是决定系数非常高，达到0.97，而这几乎全部来自过去的通胀。第二，与汇率相关的系数则在统计上显得可信。古德的贬值，无论是当期的还是滞后的，确实包含着预测未来通胀的信息。

第二项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数学家克莱夫·格兰杰提出了一种简单的检验，用来探测两组随时间变化的数字之间，是否存在可以合理地称为因果关系的联系。其思路如下：如果A导致B，那么A必定先于B。了解A的过去，应当比单凭B自己的过去更有助于预测B。如果存在这种预测上的改进，就说A是B的格兰杰原因。

把这一检验用于我们的序列，得出两个明确的结果。最低工资过去的变动无助于预测未来的通胀。在十二个月的时间跨度上，所观察到的预测改进出于偶然的概率为49%。原假设根本无法拒绝。相反，汇率过去的贬值确实有助于预测未来的通胀，误判的概率仅为5%。汇率通过了检验；最低工资没有通过。

第三项检验：方差分解

第三项检验是一个量化的思想实验。设想我们要预测未来两年的通胀。通胀会波动，有时剧烈，有时和缓。问题在于：这种波动中，有多少分别来自我们的各个因素？为了衡量这一点，我们估计一个模型，它同时考察三个变量（通胀、汇率、最低工资），并允许它们相互影响；然后，把通胀的预测方差分解到各个可能的来源上。经济学家把这种做法称为方差分解，把产生它的模型称为向量自回归模型，行内人简称VAR。

表2　在24个月的时间跨度上，通胀的预测波动从何而来？

资料来源：基于2014-2025年月度序列的VAR(2)模型，滞后阶数按BIC准则选取。作者用statsmodels计算。

结论毫不含糊。在两年的时间跨度上，价格自身的动态自我解释了62.5%。汇率贬值解释了36.3%。最低工资解释了1.2%。换句话说，在中期通胀的形成中，汇率的分量是工资的三十倍。正是这一赤裸裸的主次排序，彻底推翻了“物价-工资螺旋是海地通胀引擎”的论点。

第四个模型技术性更强，它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这一结果。考察价格、汇率和工资的长期走势，可以发现这三个变量由一种均衡关系联系在一起：一旦偏离，它们就会被拉回这一关系。但这种回拉的力量并非在所有方向上都起作用。偏差扩大时，是价格向汇率调整，从来不是反过来。汇率是这个系统中的“强势”变量。最低工资也会调整，但这仅仅对应当局在价格变动之后所做的补涨，而不是工资对通胀的因果作用。

这些检验说明了什么，没有说明什么

让我们准确说明这组检验确立了什么。它确立了：在观察期内，以所纳入的变量为条件，最低工资的变动不提供任何预测通胀的统计信息。它确立了：汇率贬值则提供了显著的、在经济上分量很重的信息。它还确立了：在公共政策的谋划周期内，即大约两年，汇率在价格形成中的分量是最低工资的三十倍。

这些检验并没有说最低工资对任何事情都毫无影响。例如，最低工资标准是否会产生连带效应，把略高于最低线的工资往上拉，它们并未作出判断。它们也没有涉及最低工资对雇用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价格方程，而不是就业方程。要回答后一个问题，需要按工厂细分的详细数据，而这个行业并不公布这些数据。这些检验同样无法说明，如果最低工资标准一下子提高到五倍或十倍，会发生什么。我们观察期内的单次调整幅度在30%至50%上下。超出这个范围，我们就是在外推，而外推是有风险的。

作了这些保留之后，结论依然稳健。而且，一个规模上的论据进一步支持了它。在建议标准得到执行的有利情形下，纺织业按最低工资计算的工资总额每年约为66亿古德，相当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6%。按685古德的实际工资计算，则降至0.4%。这笔工资总额涉及约26500人，相当于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所估计的劳动人口的0.5%⁵。以为一个只涉及经济中如此微小一部分的工资信号，单凭一己之力就能推高总体价格指数，这是把比例完全颠倒了。这就好比指责一颗石子引发了雪崩。

3. 那么，通胀从何而来？

如果责任不在最低工资，还得说清楚责任在哪里。最简单的回答办法，是看看在家庭消费篮子里，是什么在拖着物价往上走。海地统计与信息研究所把这个篮子分成若干大类，称为消费大类：食品、住房、交通、服装、餐饮、通信、娱乐、其他商品和服务。每个大类在篮子中都有一个权重（食品占一半，住房与能源约占14%，等等），也都有各自的通胀率。某一大类对总体通胀的贡献，就是它的权重乘以它自身的通胀率。

表3　2025年9月各主要大类对总体通胀的贡献

资料来源：IHSI，《Coin de l’IPC》公报，2025年9月。所用权重是根据2017-2018年家庭预算与消费调查推算的估计值；IHSI更新后的权重可能略有不同，这解释了重建的各项贡献之和与公布的总体通胀之间约2个百分点的差距。作者计算。

表3给出了要点。2025年9月，总体通胀有52%来自食品项，20%来自住房与能源项。仅这两项，就解释了近四分之三的物价上涨。工资则在这一分解中根本没有出现，因为它们并不直接进入消费篮子。它们只是间接进入，即通过所消费商品生产中的劳动力成本。而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这条途径在统计上可以忽略不计。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细微差别值得补充。IHSI每月还公布另一种分解，区分本地产品与进口产品。2025年9月，本地产品的通胀率达到34.1%，进口产品为28.7%。在近期这段时间里，海地本地生产的产品第一次比来自国外的产品涨得更快，尽管国际环境相对温和。这种倒挂可以从几个方面解释：不安全局势带来的国内物流成本，国内供应链的断裂，公路要道上强行索取的非正式买路钱，以及寡头对分销渠道的把持。它推翻了那种机械的解读，即认为海地的通胀不过是被动输入的现象。如今，越来越大一部分通胀动力产生于国内，源于市场失灵和物流租金。

这一点对后面的推理很重要。如果通胀完全来自汇率和国际市场，至少还可以指望单靠货币稳定就足以遏制它。如果它如今也来自国内流通条件和竞争条件的恶化，那么要走出通胀危机，就需要一份宽广得多的议程：道路安全，对进口寡头利润率的监管，对若干关键产品的战略储备，对主要港口货物进口的有效管控。这些工作没有一项能靠一纸工资令解决。

4. 为什么辩论总在原地打转？

推理至此，已经确立了两点。最低工资在十年间失去了一半购买力，而且它不是通胀的引擎。下一个问题几乎不言自明：既然事实如此清楚，为什么公共辩论还在隔三岔五地重演同一幕？在我看来，答案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海地辩论的毛病在于，它要求一个单一的工具挑起三副担子，而这三副担子既不在同一个时间尺度上，也不靠同样的杠杆。

第一副担子是眼前的购买力。走上街头的女工们捍卫的，既不是一种增长理论，也不是一项产业战略。她们捍卫的，是以历史罕见的速度崩塌的实际收入。这种紧迫局面需要见效快的工具：按观测到的通胀进行调整；向最易陷入粮食不安全的家庭定向发放现金；对若干基本生活必需品提供有时限的补贴，补贴清单应当依据消费调查来确定，而不是靠政治上的随意裁量。最低工资在这套机制中有其位置，但它不可能是唯一的部件，哪怕仅仅因为它的实际覆盖面只限于正规就业中的一小部分。

第二副担子是劳动生产率，即海地的劳动实际能够创造出的价值。那些斥责代工是条死胡同的人，他们正确的直觉就落在这里。海地专做来料加工，即用别人提供的面料、款式和品牌组装服装，这种专业化把本地产业锁死在全球纺织链条中回报最低的环节。海地每出口100美元的服装，只有约20美元用于支付海地的生产要素（劳动、本地资本、税收）。其余部分是进口投入品的成本，以及被其他参与者在上下游攫取的利润。在孟加拉国或埃塞俄比亚等可比国家，本地增加值所占的这一比重达到40%至60%⁶。这一差距绝非无关紧要：从长远看，正是它决定了海地工厂所能支付的工资上限。

要谋划海地纺织业的升级，需要一整套环环相扣的条件：设计学校，切实的知识产权保护，中期融资工具，稳定的能源供应，物流通道的安全保障。如今，这些工作没有一项取得实质进展。地区比较发人深省：按建议标准计算每天7.6美元，按实际执行标准计算仅为5.2美元，海地纺织业最低工资是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最低的之一⁷。多米尼加共和国自由区的日工资约为13.9美元，洪都拉斯为12.8美元，危地马拉为13.8美元。然而，在同一时期，这种工资压缩并没有阻止就业人数的崩塌：据Better Work Haïti统计，就业人数从2021年的约62000人降至2024年底的26500人。竞争力不是靠压低底线赢来的。近来的历史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资料来源：Better Work Haïti，2018-2025年半年度报告。作者整理。

第三副担子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即让工资政策能在现实中真正生效的全部规则、机构和工具。工资高级委员会本应是三方谈判的场所，却开会不定期，报告提交迟缓，其建议有时被搁置数月，2025年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除了公务部门、银行业和代工业这几块正规飞地之外，最低工资在实体经济中的覆盖基本停留在纸面上。《劳动法典》规定了种种保护机制，但劳动监察部门和事实审法院都没有能力让它们得到执行。社会保障通过国家养老保险局（ONA）和工伤、疾病与生育保险局（OFATMA）运作，却只在有限的圈子里运转；在集中了绝大部分就业的非正规部门，覆盖率微乎其微。不重建这一制度生态，最低工资就始终是一个无人接力的信号，一项随着非正规化的推进而效力日减的规范。

这就是辩论原地打转的原因。把这三副担子混在同一个工具上，就制造出这样一场争吵：在各自的范畴内，双方都没有错，但双方谈论的都不是这个工具实际能产生的东西。主张大幅调整的一方，在社会紧迫性上是对的，却高估了单靠工资标准所能做到的事。反对任何上调的一方，在工具作用有限这一点上是对的，却错误地推论出因此就该弃之不用。陷阱在于讨论的框架，而不在于当事各方的立场。

5. 具体应该做什么？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引出几条建议，它们并不求面面俱到。就原则而言，没有一条是新的；但它们如何相互衔接，决定了它们能否奏效。

首先，建立最低工资与观测到的通胀自动挂钩的机制。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每年年初，根据IHSI此前十二个月公布的通胀率的平均值，机械地重新计算工资标准，无需任何自由裁量的决定。这一机制将消除每一轮调整的政治爆炸性。它会把一项在对抗中谈出来的决定，变成一条技术性规则，雇主和工人都能事先预期。每两年一次的复议条款，可以用来讨论是否需要弥补已经失去的购买力，而不必动摇挂钩机制本身。

其次，明确区分工资政策与收入政策。对最贫困家庭购买力的支持，有相当一部分永远不会经由最低工资实现，原因很简单：这些家庭在非正规部门谋生，或者自雇。要惠及他们，需要其他工具：有条件现金转移，即以子女入学或婴儿接受健康随访为条件发放的补助；扩大学校供餐计划；针对居民用电最初若干千瓦时的定向补贴。这些措施的预算成本并非无足轻重，但仍远低于当前购买力崩塌所累积的经济代价，后者表现为大规模移民和国内需求的长期萎缩。

在产业层面，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出路不只在纺织业，也不在现有代工业某种奇迹般的升级。附加值更高的环节，是靠长期积累能力造就的，不是靠政令。从这个角度看，国家的角色与其说是规划者，不如说是耐心的共同投资者和认真的监管者。尤其是，国家应当重新审视自由区的税收制度。这一制度如今重数量而轻本地附加值，应当为它附加在培训和技术转让方面可以衡量的对等义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把汇率问题和国内物流链问题，当作反通胀政策真正的变量来处理。在两年的时间跨度上，货币贬值解释了通胀预测方差的36%，而按大类所做的分解表明，缺失的那三分之一更多地藏在国内的失灵之中，而不是输入性冲击里。只要这种主次排序得不到承认，任何工资政策都无法持久地恢复购买力。关键在于优先次序：先稳定汇率、保障道路安全，再自动调整工资标准，同时支持非正规家庭的收入，从更长远看则要重建产业能力。

6. 这项分析没有说明什么

任何经济分析都建立在假设之上，任何结论都只在实际测量的范围内成立。必须把这些清楚地说出来，这既是出于学术上的诚实，也因为前述建议只有在限定其前提的情况下才称得上审慎。

月度通胀序列是根据IHSI的出版物重建的，时间跨度为2014-2025年，共144个观测值。这对标准的计量经济学检验已经足够，但要精细识别那些理想情况下需要若干完整周期的效应，则显得偏短。用于计算实际工资的价格指数水平序列，本身也是重建的：以2014年1月为锚点，把公布的同比通胀率链式连接起来。因此，它可能与IHSI以2017-2018年为基期（=100）公布的官方CPI略有出入。月度汇率序列是根据海地共和国银行公布的年度数据点插值得出的，这会把一个波动极大的变量平滑化，可能低估极短期的传导。此外，最低工资是阶梯式调整的，本质上离散而稀少，这带来了识别上的困难：标准的变动次数少，且在时间上集中，衡量其自身效应因此更加复杂。坚持通胀假说的人总可以反驳说，我们的系数没能很好地捕捉到一种真实存在但不连续的效应。这一反驳并非荒谬，但它不能被用来支持相反的假设，即存在一种被数据忽略了的巨大通胀效应。

本分析针对的是通胀，也就是价格。它不涉及就业。即便最低工资没有助长物价上涨，也不能由此推断它对相关正规部门的雇用毫无影响。这个问题确实存在，需要另外的数据，这一次是微观经济数据，而代工厂和政府部门都不公布这类数据。我们所能说的只是：近期纺织业就业的大幅萎缩，从62000人降到26500人，是在工资标准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提示我们应当在工资变化之外寻找原因：安全危机，美国贸易优惠能否续期的不确定性，物流的混乱。

我们数据中观察到的调整幅度都在温和的范围之内，单次约在30%至50%之间。如果最低工资骤然翻一番或增至三倍，会发生什么，本分析没有任何说明。如此规模的改革将超出已观察到的变动范围，其效应无法从我们的回归中机械地推导出来。审慎要求我们明确指出这一点。

最后，一项比较2020年1月前后序列表现的补充检验显示，近期汇率向价格的传导有所增强，短期内从约3%升至7%。这一转折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p = 0.09），但未达到5%的常规门槛。它值得持续关注。它并不削弱本文的主要结论。它反倒表明，在制度日益脆弱的阶段，冲击的传导增强了；吊诡的是，这更说明应当把汇率问题和国内市场问题列为优先事项。

一路分析下来，要点只需几句话。十五年来，海地关于最低工资的辩论耗费了大量精力，得到的却是微不足道的结果。以有时流血的抗争换来的调整，不足以弥补实际的侵蚀：在最有利的情形下，过去十年的购买力损失也接近一半；如果685古德的现行标准继续有效，损失还会更大。反对调整的论点建立在对通胀螺旋的担忧之上，经不起本文所做的实证检验，当然，这是就该检验所能证明的范围而言。而这场争吵隔三岔五地原样重演，三个根本问题，即购买力、生产率和制度，却没有一个得到它所需要的专门处理。

要让最低工资回归其本来的功能，即守住正规劳动报酬的最低门槛、标示一种社会规范，就必须同时重建这套机制的其他部件。这是一份纲领，不是一句口号。它的缺点是无法浓缩成一句话，这大概也正是它难以在一场被社会日程上的急务所左右的公共讨论中浮现的原因。但如果迟迟不着手，这个国家每年都将重演同一幕戏，演员相同，论点相同，无声的结局也相同：最低工资的实质又流失一分，经济在一场不知如何摆脱的滞胀中又陷深一分。

注释与资料来源

1. 工资高级委员会，《第八次分行业最低工资确定报告》（Huitième rapport sur la fixation des salaires minima par secteurs d’activités），太子港，2025年5月。建议标准规定，自2025年4月起，A类最低工资为每日1000古德。截至本文所用最新资料的日期，尚无总统令将其正式颁布；参见海地工人自治总工会的公报，由AlterPresse转发，2025年9月20日。

2. David Card与Alan Krueger，“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4)，1994年。近期的综述见Alan Manning，“The Elusive Employment Effects of the Minimum Wag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5(1)，2021年。

3. 文中使用的所有月度序列均来自IHSI的《Coin de l’IPC》、BRH的出版物以及工资高级委员会的报告。纺织业就业人数：Better Work Haïti／国际劳工组织。已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25/19号国别报告（Country Report 25/19，2025年1月）核对，数据一致。完整的方法论、序列重建的取舍以及估计的局限，在文末讨论。

4. 2009年10月6日关于确定最低工资的法律，海地官方公报《Le Moniteur》，第164年，第92期。历次政令的完整年表，见Sonel Volmar，《1934至2022年最低工资简史》（Petite histoire du salaire minimum de 1934 à 2022），HDIT Cabinet Volmar，2022年5月。

5. 纺织业就业人数：据Better Work Haïti统计，2024年底为26500人。劳动人口：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对2024年的预测，早于2023年以来有据可查的大规模国内流离失所和移民潮；这些人口流动很可能已使劳动人口基数缩小，但目前尚无公开的最新估计。2023-2024年度名义GDP：约1.1万亿古德（IHSI《2024年经济核算》）。

6. 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Haiti’s Apparel Sector and the Search for Higher Value Added”，政策报告，2016年。该报告估计，海地纺织品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约占20%，而孟加拉国或埃塞俄比亚等地区参照国为40%至60%。

7. 海地纺织业就业人数：Better Work Haïti，2018-2025年半年度报告。地区比较：各国劳动部2025年资料（多米尼加共和国为Resolución CNS 02/2024，洪都拉斯为Acuerdo Ejecutivo STSS-001-2025，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为相应的工资标准）。按2025年平均汇率换算为美元，以每月22个工作日为基准。